因為它們系出自一個15歲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寫進留言簿〕。

儘管如此，他的分數後來還是有所上升。學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來補考，就准予畢業。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氣悶熱，阿道夫把這個好訊息（相對而言）告訴了母親。在此之前，她已將里昂丁的農莊賣掉——這是個多麼混亂、多麼不幸的地方呀——搬進了座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漢波爾德大街31號。這是一座陰暗的樓房，他在裡邊租了一套房子。離開時刻關心和保護他的母親，一年後，阿道夫在外表上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已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個頭髮蓬亂的青年，鬍子已依稀可見。他已是個面帶夢想般的表情、舉止頗浪漫的波希米亞人了。在斯狄爾的一個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學，把他的這一切用鋼筆畫了下來。這幅畫滿可稱之為“畫家青年時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簡直把兒子當成英雄，母子二人的關係又變得那樣親密。不久，他們又帶著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這裡，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這一病，母子的關係更加親近了。阿道夫雖然被“放逐”至斯狄爾，這個夏天出了一點問題，但是對母子二人來說，這個假期肯定還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離開鄉下時，阿道夫的身體已經康復，可以回斯狄爾參加9月16日舉行的補考了。他補考及格了。當晚，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秘密地開了個小酒會，以示慶祝。結果，阿道夫喝得爛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乾二淨。”他只記得，凌晨有個送牛奶的人把他從公路上叫醒。

他將永遠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儘管拿到了證明，但希特勒卻無法應付畢業考試。事實上，一想到去技術學校繼續學習，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為藉口——“猛然間，疾病前來幫忙”——說服了克拉拉，不讓他繼續求學。後來，誹謗者攻擊說，關於身體不好的問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撒了謊，但保拉卻證實，他確實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記得，“他咳得很厲害，又患鼻膜炎，特別是在潮溼和下霧的日子，咳得更兇。”有個鄰居也證實，“他身體很壞，因為肺有問題，不得不輟學。肺不好，後來還咳血。”

由於不再有父親或學校來管教，這位16歲的年輕人便成了一個自由自在、到處遊逛、藐視權威的人物。他過的是一個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飢似渴地看書、速寫，本里畫滿了各種畫。他上博物館，進劇場，還去蠟人館。有一次，他在火車站附近看了一場電影，使他的道德觀念大受震驚（“多可怕的電影！”）。他再也不尋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兒戲的領袖。

他獨自在林嗣街道閒逛，但並不感到孤單，未來的夢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攪動。他已討厭與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終於遇上了一個可以容忍的人——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庫比席克是個裝修商的兒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為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他已會拉小提琴和大提琴，還會吹小號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樂學校學習樂理。一天晚上，兩人在劇院裡見了面。庫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語，穿著考究。“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與我的年齡相差無幾，隨著演出的進展，他眉飛色舞。”庫比席克本人則外表銳敏，寬額，頭髮捲曲，好像註定要當藝術家。

阿道夫和庫斯特爾（希特勒不稱他新結交的朋友“奧古斯特”）幾乎每晚都雙雙上劇場。若不看戲，兩人便沿蘭德大街閒走。每逢此時，阿道夫手中總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庫比席克鼓足勇氣，問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當然沒有”，阿道夫粗魯地回答說。“餬口的工作”是不適合他乾的。

因為希特勒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們談的多是音樂和藝術。

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向庫比席克朗誦了他剛寫好的一首詩，隨後又將幾幅畫和設計稿交給他看，承認自己想當畫家。在這個年齡便有這種決心，這使庫比席克印象不淺（“看到如此閃光的東西，我大為興奮”）。打那以後，他幾乎把希特勒當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後來對希特勒的回憶雖常常誇大其詞，有時甚至臆造，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深刻了解年輕時的希特勒。

雖然兩人具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性格卻截然相反。庫比席克自認為是“善於適應環境，時刻願意作出讓步”；希特勒呢，則是“非常暴躁，高談闊論”。然而，性格上的差異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庫比席克善於傾聽，甘心扮演被動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