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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春，阿道夫的夢想之一實現了：母親允許他去維也納這個藝術、音樂和建築學的聖地。在這個古老而羅曼蒂克的城市裡，他遊玩了整整一個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約翰和約翰娜·普林斯家裡）。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與庫比席克有書信往來。“明天我要去看歌劇《崔斯坦》（瓦格納於1859年創作的一部歌劇，於1865年首次演出——譯註），後天看《飛翔的荷蘭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這樣寫道：“儘管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我還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國立劇場。”同一天，他發出的第二張明信片裡，描述了皇家歌劇院的情況，認為裡面的設施平平。“只有當巨大的聲浪滾過大廳，當風的呼嘯聲被可怕的聲浪吞沒時，人們才感到崇高，才忘卻廳內之金碧輝煌和綾羅綢緞之滿溢。”這些話典型地代表了這個正在萌芽的畫家——語法不通，卻混雜著富有詩意的想像：浮華，但敏感。

回到林嗣後，阿道夫更是專心致志於繪畫與建築。他堅持要庫斯特爾同操此業，庫比席克不從，但阿道夫終於說服了他，與之合夥購買10克朗國家發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述應如何使用賺來的錢。他說，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樓，將二樓全部租下，兩人各佔一間，距離要遠，這樣，庫比席克的音樂聲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間由阿道夫本人裝飾，牆畫由他來畫，傢俱亦由他設計。他還夢想將他們的房子變成業餘藝術愛好者的大本營。“在那裡，我們可以學音樂，搞研究和讀書，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德國藝術領域寬廣，我的朋友說，怎麼也研究不完。”還有一條規定，此規定雖令人高興，卻也洩露了天機：“這個家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來掌管，由她當‘城主之妻’。這位姑娘必須性格文靜，以防惹來某些不受我們歡迎的奢望或意圖。”這個幻想，與大多數幻想一樣，在現實中成了泡影：他們的彩票並未中獎。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過了一個夏天，未發生什麼大事，高潮也不過是他給施密特家的孩子們買了個幻燈而已。從鄉下回來後，他依舊過著一個萌芽畫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開始學鋼琴由庫比席克的老師執教。保拉回憶說，“母親給他買了一架海茲曼牌的大鋼琴，他在鋼琴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有這樣一個孩子，花錢再多也不為多。大概就在此時，希特勒在庫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驚的新鮮事。此事發生在他們首次觀看《黎恩濟》時。主角是羅馬的保護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後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劃腳地批評演員或音樂。這晚呢，他不但啥也沒說，反而“用一種奇怪的，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把庫比席克盯得啞口無言。希特勒臉色比平常更慘白，他豎起衣領，一聲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時值11月，天氣寒冷。他“臉色陰惡”，領著他那摸不著頭腦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頂。突然，他緊緊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雙眼“激動得狂熱”。他說話時聲音沙啞。庫比席克覺得，他的朋友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完全是欣喜若狂。儘管沒有聽他說劇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樣，他利用幻想力將主角黎恩濟變成了自己的雄心壯志的楷模。”那時庫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標是要當個畫家或建築師。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個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負重任，終有一天，人民將會將此重任賦予他”——人民向他呼喚，要他領導他們去取得自由。這幕情景可能是庫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確實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當他們下山返回庫比席克的住地時，已是凌晨三時了。兩人莊嚴地握別後，阿道夫並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獨自呆一會兒”。他們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經歷的受益者——但持有懷疑。保拉回憶，“他常用抑揚頓挫的語調給我們講歷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發生後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這時起，他覺得自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國小說家——譯註）的主人公一樣，心靈受到創傷和遭人唾棄。他甚至能從“青春”中步入人世。鋼琴課只上了4個月便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