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團，受到了官兵們的熱烈歡迎。愛犬“小狐狸”歡喜若狂——“它瘋狂地朝我起來。”吃晚飯時，連隊的炊事員做了一頓特別的飯菜為他接風，有面包、果醬和糕點。希特勒終於回到了屬於他的“家”。當晚，他手持手電筒，對著刺刀大罵叛賊，在外邊瞎轉了幾個小時——後來，有人朝他扔了一隻靴子，他才回房睡覺。

數天後，全團開赴阿拉斯地區，準備發動另一次春季攻勢。但希特勒仍有閒暇作畫，畫了不少水彩畫，內容皆系對他有意義的戰場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記中，舞臺設計家戈頓·克勒格說，希特勒這些戰時的畫作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他之所以讚賞也可能是出自感激之情，因為希特勒曾把他從飢餓中解救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買他的畫。）那年復活節，他的藝術轉向群眾。他用石灰將煤球塗成白色，在團長的花園裡擺成“1917年復活節快樂”一語。幾個月後，十六團又來了一個新團長弗賴赫爾·馮·圖波夫少校。新團長是個少壯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軍紀。他不但使官兵們難堪，還敢讓他們批評上級。為了消除受挫折的悶氣，圖波夫出門狩獵，希特勒是趕獸出林者之一。就在緊連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長棍爬來爬去，整整爬了兩個鐘頭，又叫又喊，替團長趕野兔出林，供團長射擊（16年後，希特勒將團長提升為將軍）。

儘管服役時間長，戰鬥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長。據魏德曼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領導才幹”。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拘小節，行為草率。他的頭老歪向左肩，行走時垂頭彎腰。雖然他一有可能就洗澡，並稱那些不洗澡的同志為“活糞堆”，自己則不喜歡擦皮靴。見軍官前來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沒有讓通訊員當中士的合法肥缺。如果要得到晉升，希特勒就得放棄其現行職務，這樣一來，團部就會失去一名最好的通訊員。

那年夏季，十六團回師首戰過的比利時戰場，準備參加奪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戰役。這次戰役仍與第一次一樣猛烈。7月中旬，他們連續十天十夜遭敵炮擊。在炮擊間隙中，他們聽到地下可怕的挖掘聲——敵人在挖地道。頭上，飛機的嗡嗡聲不絕於耳，接著便是爆炸聲。此外，他們還不斷受到毒氣的威脅，士兵們有時得連續24小時戴防毒面具。7月的最後一天，守衛者們面臨著另一種恐怖——坦克。僥倖的是，滂沱大雨將無人地帶變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8月，受創的十六團退出戰場，調往阿爾薩斯休整。就在此時，希特勒兩度遭慘痛損失。有個鐵路官員，由於被“小狐狸”之滑稽傾倒，向希特勒出價200馬克購買他的愛犬。“你出20萬我也不賣！”希特勒怒氣衝衝地回答說。不料，在部隊下火車時，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部隊出發了，他只好跟上隊伍。“我絕望了。偷我愛犬的豬玀不明白，他之所為對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大概與此同時，另一個“豬玀”用槍挑開了他的揹包，偷走了裝有速寫畫、油畫和水彩畫的箱子。由於兩度受侮辱和心靈受創——第一次是鐵路之懶鬼所為，第二次是新入伍的兵痞（在前線，士兵們互相偷）所為——他把畫料束之高閣。

那年10月初，施密特終於說服了希特勒去休假18天。這是開戰以來首次休假。他們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該地——但他們在布魯塞爾、科隆和萊比錫均作了停留，以觀賞各地風景。希特勒特別欣賞萊比錫。馬丁·路德就是在這裡的聖·杜馬斯教堂首次講道的——也就是在這個教堂裡巴赫曾拉風琴達27年之久，死後也埋葬在此地；還是在這個教堂裡，維格納曾接受洗禮。但是，最使他難忘的還是那高達300英尺的“民族之戰”的巨型紀念碑。這座紀念碑係為紀念1813年戰爭之陣亡將士興建的，看上去它更像個堡壘，而不是個神壇。“這紀念碑與藝術毫無關係”，他評論道，“任它規模宏大，且很漂亮。”在德列斯登，他們觀賞了著名建築物，參觀了各種畫廊，包括著名的茨文格美術館在內。他原急於去劇院的，在看了節目單後——很明顯，沒有上演瓦格納的作品——他宣稱，沒有什麼值得一看的。後來，他獨自去了柏林，在一前方戰士的家中住了幾天。“這城市真了不起”，他在給施密特的明信其中寫道，“是個名副*？實的世界首都。交通仍然繁忙。我幾乎全天外出。終於有機會較詳盡地參觀各種博物館。總之，應有盡有。”

那年年底前，十六團戰鬥任務沒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時間讀書。對小說和雜誌，他不屑一顧，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讀歷史和哲學上。“戰爭迫使人們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