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場，人們也很難相信他會對滅絕營一無所知。從希姆萊的講稿中，人們看得很清楚，他以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爾講話——並認為，他是高階同謀之一。）

（4）

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並不限於猶太人。數以百萬計的其他人，尤其是在佔領區，被槍殺、毒死或打死。不久前，當他前往“狼穴”時，彼得·克萊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遞交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反對這一政策。“關於俄國佔領區內的情況，你給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讀後說。“用向民族主義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讓步的辦法，去改善那裡的條件的設想，這難道不是幻想嗎？這些民族主義分子只會認為我們軟弱，他們的野心就會驅使他們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克萊施特大膽地開口了。他解釋說，他的意思並不是向他們的要求讓步，而是創造使東方人民選擇德國而不是蘇聯的條件。他繼續往下說時，希特勒若有所思地聽著，雙眼看著地板。這就給了克萊施特一個難得有的機會去隨意觀察他的臉。“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許多不同的單位，好像是由許多單獨的成分組成的似的，而這些成分又組不成一個真正的統一體。這給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終於打斷了他們的話。他一點兒也不生氣，而是非常冷靜。他邊說邊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語：“我不能走回頭路了。”說著，他兩眼注視著空中。“我的態度若有改變，人們便會將它誤解為讓步，因為軍事形勢就是這個樣子。它會引起山崩。”他雖然也答應，一旦在軍事上獲得了主動權，他會考慮採取較溫和的措施，但克萊施特覺得，這只是說得好聽而已。這種人的心怎麼變得了？

猛然間，希特勒抬頭望著克萊施特。平靜的、沉思的情緒已不翼而飛了。“這是個幻想”，他有點粗暴地喊，“你有權只想到目前，只考慮眼下壓制著我們的形勢，但這正是你之不足之處。我有責任想到明天和後天。我不能為目前短暫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卻未來。”用不了一百年，德國就會成為一個有1。2億人的國家。“為了這些人，我就需要空間。我不能答應給予東方人民任何獨立的主權，不能用一個新的民族主義的俄國去取代蘇維埃俄國。為取代蘇俄，新俄國會組織得更嚴密。政策不是用幻想決定的，而是用事實決定。對我，在東方來說，空間是個決定性問題！”

於是，他的壓迫政策得到了繼續執行。伴隨著這種政策的是蘇聯戰俘的殘酷的飢餓。在致凱特爾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強烈的下級起草並扔給東部佔領區部長的——艾爾弗雷德·羅森堡為此作了證。該信指控說，在360萬蘇聯的戰俘中，只有幾十萬人的身體健康。絕大部分蘇聯戰俘不是捱餓便是被當場槍殺，從而製造了一系列置“潛在的諒解”於不顧的暴行。

他們還進行了一系列的醫藥試驗，使無數的其他蘇聯戰俘和集中營內非猶太犯人瀕臨死亡：有些人赤條條地躺在雪地裡或冰水中；有些人在進行高空試驗；有些人成了試驗芥子氣和毒氣彈的犧牲品。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內的波蘭婦女染上了毒氣造成的壞疽；在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吉卜賽人成了滿足醫生們的好奇心的犧牲品——這群醫生在試驗；靠喝海水人類究竟能活多久。

作為對破壞行動和叛亂的報復，全歐洲的佔領區行政部門也處決了許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門。這種行動由於元首在“珍珠港紀念日”那天釋出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佔領莫斯科無望，連勝利也值得懷疑時釋出的。這項標題叫“夜霧法令”（非常合適！）的命令說：凡危害德國安全者，除須立即處決者外，其餘必須“消失”，不得留下蛛絲馬跡，不得將他們的命運告訴家屬。

到1943年秋，旨在維護共同利益而合併歐洲各國的“西歐新秩序”，已現了原形：一種掠奪經濟。在數以百萬計不願只當臣民的人們面前，希特勒惱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勸說。

他用強迫勞動和處決人質的辦法去回答消極怠工、停工或破壞。在荷蘭和法國，死亡人數已達2萬多。合法的搶掠已成家常便飯，一車車的戰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藝術珍品）從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和丹麥源源不斷地運回德國本土。這還不包括寵大的佔領費在內。光法國一國每年就得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70億馬克的費用。

在柏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向全黨的領導人透露了真情：“仍然還存在於歐洲的那些小國垃圾，必須儘快予以清除。我們的鬥爭目標是要創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只有德國人才能真正將歐洲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