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的最忠誠的追隨者也產生恐懼和感情上的突變。現在，既然秘密已經洩露，希特勒便決定把黨和軍方人士也牽扯進“最終解決”。這樣，從效果上看，把他們變成同謀後，他便可迫使他們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戰爭可能已經失敗了；這卻能給他時間去實現他的主要目標。從最壞打算，他也可帶著幾百萬猶太人與他一起死亡。

向黨衛軍發表的講話，是希姆萊爾後發表的一系列講話的首篇。透過這些講話，希姆萊將許多文職領導人和陸軍軍官卷了進來。在某種意義上，首篇演講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必須說服黨衛軍：完成這一令人討厭的任務與執行他們的組織的最高原則是不矛盾的。他說，有件極嚴肅的事情他想跟他們談談。“在我們內部，我要開誠佈公地提一提，但我們永遠不會公開講它。”他顯得有點遲疑，但最終還是開了口：“我是說猶太人撤退的問題，也就是消滅猶太種族的問題。這件事說來很容易——‘猶太種族正在被消滅’，有個黨員說，這很明顯，我們的綱領裡寫著——消滅猶太人，我們正在這樣做，將他們滅絕。”

儘管摩根和庫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歡迎的懷疑，在喊了多年動聽的言詞和口號後，這些不加掩飾的語言，著實令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還是希姆萊對那些利用“最終解決”一直在牟利的人們的譴責。“有些黨衛軍成員——人數雖然不多——不負眾望，他們死有餘辜。我們有這個道義權利，有我們的人民的職責，去消滅這個種族——當他們要消滅我們的時候。但是，我們無權去發財，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隻手錶、一個馬克、或一支香菸或別的東西。因為我們消滅一個病菌後，並不想最終自己受到感染或死於這種病菌。我不允許在這裡出現腐敗現象並讓它站穩腳根，哪裡出現腐敗現象，就在哪裡追究。然而，我們最終卻可以說，我們完成了這項最困難的任務，得到了我們的人民的愛戴。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傷害。”

兩天後，希姆萊又向一群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發表了同一精神的講話。“‘猶太人一定要被消滅’，這句話，只短短几個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這句話要求執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卻是最困難、最難辦到的。”聽眾很清楚，他們即將聽到的正是多少個月來充耳不想聞的東西。“我要說的只限這個範圍的人聽，且只准聽，永遠不準議論。當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婦女和兒童該怎麼辦’時，我在這裡也決定採取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一方面消滅猶太人，就是說，殺猶太人或讓他們被殺，另方面又讓他們的孩子們長大後找我們的兒子、孫子報仇雪恨。必須作出一項強硬的決定——這個民族必須從地球上消失。”

他說，這是黨衛軍有史以來要承擔的最繁重的任務。“執行此任務——我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人，我們的領導者，無論在精神上或靈魂深處，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損傷。即使進行了集體屠殺，他們仍是武士。”廳內鴉雀無聲。尼爾杜爾·馮·希拉赫回憶道：“談到如何屠殺男女老幼時，他非常冷漠無情，就像商人談他的貨藉以對比一樣。在演講過程中，他沒有一星半點兒感情，其內心也完全一樣。”

在講完執行這項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務碰到的各種困難後，希姆萊便結束了這個話題。“現在，你們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須保密，不可對別人講。也許，在過了很長時間後，我們會考慮是否把這件事告訴德國人民。但是，為了替我們的人民承擔責任（為這個主意和行動負責），我們還是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為好。”他與布魯特斯一樣，強迫他的同事的手伸進愷撒的血泊。（*布魯特斯，古羅馬共和派首領，暗殺愷撒團成員——譯註）“最終解決”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萊兩人的負擔，而是他們的擔子了——這副擔子他們只好悶著頭挑。

鮑曼宣佈散會後，請大家到隔離大廳用午餐。吃飯時，希拉赫和其他長官們都無言地避免視線相觸。大多數人都已猜到，希姆萊之所以向他們洩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們變成同謀。當晚，他們大喝特喝，喝得許多人都要別人扶著才能上火車——開往“狼穴”的火車。在希姆萊講話前曾向同一聽眾演講的艾伯特·施佩爾，對這一醉酒的場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這些黨的領導人就自我剋制問題進行訓話。（*時至今日，施佩爾仍聲稱他對“最終解決”一無所知。有些學者指責他，說他參加了希姆萊的講演會，因為在開會過程中，希姆萊的話有些是專為他講的。施佩爾堅持說，他一講完話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爾契陸軍元帥證實了這點。就算施佩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