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統一的歐洲,當然,就是受德國統治的歐洲,由蓋世太保及與之同流合汙的警察力量實行統治的歐洲。然而,儘管這個“新秩序”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報復,它並未在他們中燃起叛逆的精神。佔領區的絕大部分人仍與納粹政權採取合作的態度,以維持比較正常的生活。他們相信,實行總罷工,襲擊德國監工或騷擾他們的政權機構或經濟,勢必導致大規模的報復或使他們的生活水平降低。這樣,在他們看來,還不如與也許會無限期地統治下去的佔領者搞好共同的事業。這樣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夠做到。正是這種求生存的慾望把抵抗活動減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實上,參加地下活動的人寥寥無幾,且在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游擊隊間,例如在法國,又常常發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鬥爭。唯一較大規模的抵抗運動發生在南斯拉夫,而這個運動也由於共產黨人鐵托(他力圖團結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米哈依洛維奇之間互相殘殺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將歐洲變為日耳曼帝國的目標現在雖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卻仍未為人所知,甚至連他的許多敵人也猜想,這隻侷限在歐洲。在這個問題上,如他們看到了他手寫的秘密筆記,肯定會大驚失色的。
為全世界利益故,英國目前的形勢不予改變。由於種種原因,在取得最後勝利後,我們必須與之和解。
國王必須下臺——由溫莎公爵接替。我們將與他簽訂永久友好條約,而不是和平條約。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埃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半島之古稱—譯註)他繼續寫道,將在“新秩序”下聯合起來,從而實現查爾士大帝、尤金親王和拿破崙夢想實現的歐洲統一。
最後勝利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把美國永遠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滅他們的猶太社會為達到目標,戈培爾博士必須具有一位總督的獨裁權力,以完成對種族混雜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這方面,戈林也應盡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統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動員起來,進行軍事教育,以獲得民族主義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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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希特勒在制訂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內的征服計劃時,他的部隊卻在東方朝本土節節敗退。在粉碎“堡壘戰役”的勝利鼓舞下,蘇維埃統帥部滿懷信心,勇敢地轉入反攻。在1943年後半年,紅軍在某些地方推進了400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軍驅至第聶伯河彼岸。
這促使希特勒加速執行其“最終解決”的計劃。1944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黨員、非黨衛軍洩露這個秘密。1943年1月26日,希姆萊作了第三次講話,是在波森的劇場裡向260名左右的陸海軍軍官作的。他冷靜地告訴他們,希特勒已把消滅猶太人的任務交給了他。“我可以告訴你們,猶太人問題已經解決了。”一陣掌聲席捲了整個禮堂。有個靠近馮·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軍官)的陸軍軍官激動地跳上椅子。在禮堂的後邊,有個臉色難看的將軍正在檢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幾個人沒有鼓掌。他數了數,一共5人。
在爾後數星期內,希姆萊繼續在進行他的啟蒙運動。他向一群海軍將領承認,他曾下令屠殺婦女和兒童。“如果我允許這些充滿了仇恨的兒童在這場人反對非人的戰鬥中長大成人,那麼,我就是個弱者,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的罪人……但我們必須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我們進行的是一場原始的、獨創的、自然的種族戰爭。”在宗特霍芬,他對另一群將領也講了幾乎同樣的話。“在德國,以及在佔領區,一般來說,猶太人問題已經解決了”,他說。當他說到這個問題“未作妥協”
便解決時,廳內出現了掌聲。希姆萊在“最終解決”問題上共作了15次演講,聽眾廣泛,但,意味深長的是,外交部的人一個也沒有。
1943年的最後幾天,壓得希特勒喘不過氣來。他的軍隊在列寧格勒和整個烏克蘭面臨著新的挫折。不僅如此。由於黨衛軍法官摩根終於挖出了布痕瓦爾德貪汙案的網路,希特勒的滅絕計劃受到了威脅。集中營指揮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證。他被關進監獄,作為人證,但不到3天,他便死在獄中。在鐵證面前,在摩根的無形審問下科赫頂不住了。他供認,除了靠犯人發財外,為了保住秘密,他處決了不少犯人。
對科赫的起訴雖然成功,但摩根並未因此而滿足。他沿著貪汙的線索追至波蘭。在盧布林,集中營的指揮官熱烈歡迎了他。該指揮官名叫維爾特,曾在貝爾賽克任格斯泰因的嚮導。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