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部的達夫·古柏勳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證，提議立刻實行總動員。張伯倫力諫他的閣僚，此類決定宜推遲作出。會議決定先與下令實行區域性動員的法國進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內閣再次舉行會議時，又出現了新的反對意見。“我總無法驅除心中的疙瘩”，外相哈利法克斯說，“我覺得，希特勒先生什麼也未給我們，只在那裡發號施令，好像他已不戰而勝似的。”只要納粹主義依然存在，和平就不鞏固。

早些時候支援張伯倫的黑爾什姆勳爵，此時同意外相的看法。辯論開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兩勳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壓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備忘錄，溫特頓勳爵則主張出於道義應拒絕其建議。由於內閣意見大相徑庭，張伯倫力圖恢復內閣的秩序。他說，此時談論接受或拒絕希特勒的條款，或覺得受辱，都是錯誤的。接受或拒絕，主意該由捷克人拿。

內閣會議剛剛在不和中結束，張伯倫又碰見了一件傷心事。捷克大使揚·馬薩里克來訪，提出了嚴重抗議。他說，希特勒的備忘錄之內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這份備忘錄實際上是最後通牒，剝奪了捷克斯洛代克保衛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個權利。“我的政府反對這些新的殘酷的要求，必然會奮起盡力反抗。我們將這樣做，讓上帝保佑。”

當晚，法國代表團又返回倫敦，以討論局勢。代表團團長達拉第宣佈，法國不承認希特勒有權佔領蘇臺德地區。對張伯倫所提的問題，即“若希特勒出於戰略上的考慮，將一邊界強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頭上，你法國是否會宣戰？”他的答覆卻含混不清。張伯倫催他明確表態，達拉第回答說：“在進行一個時期的集中後”，法國可能會“在陸上試圖進攻”。

為了讓張伯倫與內閣磋商，會談中止了半個鐘頭。“對避免戰爭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會甘心的”，他對其閣僚說，“所以，本人建議，以本人與希特勒先生的會談為基礎，以我私人名義致函希特勒。”這封信建議成立共同委員會以決定如何將捷克業已接受的建議付諸實施，由霍拉士·威爾遜爵士轉交給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對此信拒不作答，霍拉士·威爾遜爵士便有權代表本人轉達如下意見，即是說，如本呼籲遭到拒絕，法國將參戰，若如此，我們似乎也應捲進去。”

次日上午，9月26日，被希特勒稱之為“對猶太人懷古感情”的威爾遜爵士，帶著這封信前往柏林。（1968年，威爾遜對記者科林·克洛斯說：“他理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感情，並問過他：‘你是否碰到過你喜歡的猶太人？’”）元首心平氣和地聽著，但越來越坐立不安。當他聽到他在戈德斯堡備忘錄中所提條款使英國公眾震驚一語時，不禁喊了起來：“別再說了，再說也沒用！”

這並未止住威爾遜爵士——儘管希特勒“不耐煩地叫喊著，還打著討厭的手勢”——他讓翻譯施密特繼續將張伯倫的信讀完，當施密特讀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認為，這個建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時，希特勒一躍而起，朝門邊走去，嘴裡還唸唸有詞：“再說也無用。”

“這種情景是很特別的”，施密特回憶說，“尤其是，當他走到門口時，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為是何等的無禮，又像個不聽話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讓施密特將信讀完。此時，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場合他如此憤怒，譯員施密特從未見過。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對土耳其人，人們也不會這樣對待。“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麼辦就得怎麼辦！”他喊道。如果法國和英國想打，那也請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復平靜後，表示同意與捷克人談判。然而，他卻堅持要在48小時內接受戈德斯堡備忘錄內所列的各條款。

他補充說，無論如何，德軍將於10月1日佔領蘇臺德。

當日下午的憤怒一直延至當晚——且延至到了體育館。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詞，滿口噴毒。他的主攻物件是貝奈斯。“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而是貝奈斯先生的問題！”一心想毀滅日耳曼少數民族的是他；讓他的國家為布林什維克效勞的還是他。“他現在掌管大權，和還是戰！要不是現在就接受我們的條件，最終將自由歸還給日耳曼人，否則，我們將自行取得這種自由！”全體日耳曼人——“與1918年時的情況有天淵之別了！”——都與他團結一致。“我們的決心已下！讓貝奈斯先生選擇吧！”

希特勒剛坐下，戈培爾便跳了起來：“有一點是肯定的：1918年永不會再重複！”這句話一出，元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