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一個別的相當的字眼。他建議採用“巴—阿曼”這個字；至於不合作，他建議用“塔克—伊—瑪瓦拉特”這幾個字。

就這樣當我還在忙於為不合作搜尋適當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烏爾都文的字彙時，我便被請去為這個多事的大會草擬一個不合作的決議。在原來的草案裡，我把“非暴力”這幾個字漏掉了。我把這個草案交給和我同車廂的大毛拉·紹卡特·阿里，而沒有注意到這個疏忽。到了夜裡，我才發現這個錯誤。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給摩訶德夫，請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過來。可是我有一個印象，草案還沒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員會當晚就要開會討論，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後來我才明白，如果我沒有預先把草案准備好，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其實我的苦處還不止於此。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支援這個決議，而誰將加以反對。拉拉吉的態度究竟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經鍛鍊的戰士們正雲集於加爾各答，其中有貝桑特大夫、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維加耶羅伽華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爾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裡，不合作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錯誤得到伸雪。然而這一點維加耶羅伽華恰立便不以為然。“如果要宣佈不合作，為什麼要提到一些具體的錯誤呢？沒有自治權正是我國所忍受的最大的錯誤；不合作的矛頭應當指向這一點才對，”他這麼說道。潘迪特·莫迪拉爾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決議中。我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議案中。這個決議案經過充分的、認真的、多少有點爭吵的討論才透過。

莫迪拉爾吉是第一個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我還記得我和他曾經親切地討論過這個決議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應把德希班度爭取過來參加這個運動。德希班度的心是傾向於這個運動的，可是他懷疑人民實現這個計劃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會的時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這個運動。

在這次特別大會上，我特別深切感到羅卡曼尼亞去世的損失，我直到現在還堅信，如果他當時還活著，他在這次會議上一定會給我很大的幫助。而且，即使並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對這個運動，我也會對他的反對錶示敬意，從中吸取教育，得到好處。我們總是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從來沒有傷過感情。他始終使我相信，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情是極為深厚的。就是現在我執筆寫這幾行的時候，他逝世的情況，依然歷歷在目。大約是在一個夜半時分，當時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華曇打電話通知我說，羅卡曼尼亞去世了。當時我正被許多同伴所包圍，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我最堅固的堡壘垮了。”不合作運動當時正處於高潮，而我正熱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啟發。他對於不合作究竟會採取什麼態度，永遠是一個令人猜測的問題，而且誰也猜不透。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出席加爾各答大會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遺留下來的空虛。在那民族史上千鈞一發的危機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慮的意見。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爾各答特別大會所透過的決議，還得在拿格埔的年會上加以肯定，在這裡，又象在加爾各答一樣，也有無數旁聽者和代表們趕來。參加大會的代表人數那時還沒有限制。結果，據我所記得的，出席這次會議的人數竟達一萬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極力主張把抵制學校的條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同樣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以後不合作的決議案便被大會一致透過了。

關於修改國大黨黨章的決議也要在這次大會上討論。小組委員會的草案在加爾各答的特別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因此這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討論。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會上作最後的決定。大會的主席是西·維加耶羅伽華恰立。提案委員會只對草案作了一個重要的修改就透過了。我記得我在草案中曾將大會代表的人數規定為1，500人；提案委員會把這個數字改為6，000人，我認為這個增加是出於匆促的判斷，而這幾年的經驗更證實了我的看法。我以為那種認為代表人數眾多就有助於大會的進行，或者就能維護民主原則的想法完全是一種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對人民的利益極為關心，心胸寬廣而誠實，無論如何總比隨便選出來的六千名不負責任的人更能夠維護民主。要維護民主，人民必須對獨立、自尊和團結特別關心，而且必須堅持挑選那些善良而誠實的人做他們的代表。然而迷戀於代表人數的提案委員會，實際上會使得人數超過六千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