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總理悲哀，也是為國家擔憂。

周恩來親自為賀龍致悼詞。在為賀龍同志三鞠躬時，總理淚水嘩嘩地淌，一連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沒有保護好他”的愧疚之情。

這是周恩來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參加追悼會。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由李先念、喬冠華陪同會見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國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當時，我們陪護人員都明白這種機會不多了，嘀咕著想趁攝影記者還在的工夫，跟總理合個影。我們的嘀咕被總理聽到了，他笑著說：“好吧，我們大家一起照張相。”

小高他們赴緊出去叫住攝影師，攝影師在大廳一側選了地點，所有在場的人都參加了，李先念和喬冠華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後，我也幫總理換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裝。

兩名護士攙扶總理來到大廳，站在前排中央。瞭解總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複雜，說不清是喜是悲？

攝影師認真調好焦距和光圈，連按幾下快門。拍攝完畢時，總理忽然望住我們笑了笑，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畫××。”

一句話說得我們都沒了笑容，心情無比沉重。總理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對我們每個人在政治風浪中的態度是不無擔憂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有一項“傑作”，就是打倒哪個人，必要清整自己儲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資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藉以表明自己“劃清界線”，表明政治態度以求自安。

7月1日這次合影，是總理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與人合影。

從5月到9月，我們還能攙扶總理離開病床作短距離散步。這時候，也是他與我們談話的時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會議的第二天，在散步時他忽然問身邊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無言以對。

總理把目光移開，抬眼望天空，彷彿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規律都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員要唯物主義嘛！”

“怎麼講呢？”醫生眼裡閃爍著湧起淚花，“總理，你叫我們怎麼說……”

周恩來仍然保持著平靜的微笑，點點頭，輕輕地，輕輕地吐出一聲：“對不起，不要說了。”

這天夜裡，他和一位負責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時，又穿了睡衣繼續批閱檔案……

以後一段時間，他分別向我們每個工作人員談一次心，指明每個人的優缺點。說到優點，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熱烈，都動感情；說到缺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直率、乾脆、明確。

周恩來有生之年，從不直接提拔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沒有一個做高階領導幹部的。有的現在做了高階領導幹部，也是在他死後由組織上考核提拔起來。

總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專業技術人才不能離開專業。卞醫生在中南海曾任門診部主任等職，1969年被提為305醫院副院長時，總理就說：“大夫就是大夫，當官幹什麼？”卞醫生說：“我都不知道，是領導定的。我找領導說去。”周恩來這才擺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說了。”

現在，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時，又一次關照參加醫療組工作的專家們：“你們將來不管兼任什麼職務，兼多少職務，也一定不能離開丟掉自己的業務。”正是聽了總理的交代，主管醫療組的吳階平、吳蔚然兩兄弟現在70多歲，擔負一定領導工作，仍然不肯離開手術檯。胃腸道專家陳敏章，叫他當衛生部領導，他再三推辭，說總理有交待。組織確定上任後，仍不離開業務。首都醫院方副院長，泌尿科專家吳德誠，也都是照總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後，總理的病情急轉直下。由於惡性腫瘤的消耗，他的體重由原來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幾十斤，完全是皮包骨頭了。中旬以後，他連在攙扶下散步的力氣也沒有了。

9月20日，醫生不得不再次為他進行大手術。

手術前，周恩來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也許會下不來手術檯。他要來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地登載的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重新審讀一遍。

周恩來作為職業革命家，在其充滿風雨險惡的生涯中，用過許多化名：伍豪、飛飛、翔宇、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