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時，人們對他的愛會十倍地進發出來；當人們仇恨某個人又無法完全徹底地表達這種憤怒與仇恨時，就會轉而以百倍的熱烈去表示對自己所熱愛的人的強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過第二次大手術的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抱病舉行盛大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週年。記得我們跟隨總理來到大會堂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激動萬分，熱淚流淌。當總理步入宴會大廳時，大廳頓時沸騰起來，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人心的熱烈場面。掌聲轟鳴，如雷吼潮湧，經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來賓一擁而上，緊緊地圍簇在總理身邊，爭相向他問候致意。四周圍一片轟響，聽不清問候什麼，但那一雙雙淚花迷離的眼睛，爭相朝總理伸出的手臂和無數歡呼的嘴巴，張大著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的汪洋。坐在後面的同志紛紛站上椅子，高高舉著雙手鼓掌，向總理遙望祝願。總理只講了幾分鐘的祝酒詞，卻被暴風雨般的狂烈的掌聲打斷十多次！我長期壓抑的心情在這一晚上獲得瞭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傷怨懣的淚，而是激動喜悅的淚。我明白，這種熱烈不僅來自對總理最深摯的愛，而且來自對“中央文革”那幫人的憤恨和對現行政策的強烈不滿。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總理這樣為人民辦實事的領導，人民渴望友愛祥和，民富國強！

所以後來粉碎“四人幫”時，我說不要講這是某些人的勝利。這其實是人民的選擇。

所以後來鄧小平出山，我也說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總理住院後，一天也沒停止工作。他在醫院裡的工作日曆和我們的日記，都可證明以下幾個數字：

住院後，總理從1974年6月1日始，動手術14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40天要動一次手術。

同人談話233次。其中，同中央領導談話161次，同各地區及部門負責人談話55次，同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談話17次。

會見外賓63次。

召開及參加會議40餘次。其中，在醫院召開會議20餘次，離開醫院開會20次。

1974年的國慶節後，有兩件大事費了總理大心血。

國慶招待會上所顯示的民心、黨心、軍心所向，令“四人幫”揣揣不安。而這時，毛澤東提出了籌備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的意見，並親自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毛澤東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時，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馬，但他心裡明白，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燒人”可以，但是無德無才無資歷，不懂“設計”，不會建設也不肯任勞任怨去幹實事。這些人“破壞有餘，建設沒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來當繼承人，無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澤東需要的是一個抗衡兩霸，延續並富強共和國的能力極強又經驗豐富的人；劉少奇已經打倒並去世，周恩來身患絕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講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鄧小平。縱觀全國再沒有比鄧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繼承人。儘管他未必相信鄧小平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堅持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攏，但他還是決定給鄧小平一個機會。這是他身處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如果說周恩來反“四人幫”還要照顧主席的面子，講節制、調和、含蓄、耐心，給他們一條活路，那麼鄧小平卻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戰鬥者，只認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給面子不搞調和。“四人幫”意識到有鄧小平就沒有他們的“活路”，反鄧自然也不會像反周那麼含蓄、節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風慶輪問題”帶頭髮難，大鬧政治局，圍攻鄧小平。鄧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節制”，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地頂了他們一夥。由於鄧小平恢復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幹部隊伍也搞亂了思想，他要想頂住“四人幫”等人，非有周恩來的支援不可。

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堅決支援了鄧小平，向鄧小平了解情況後，把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同志找到醫院，向她們明確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最後，以他一貫的節制、耐心、講求團結的作風表示：“還要繼續做工作，慢慢解決這一問題。”

江青一夥派王洪文趕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