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心境極明朗，情緒極佳的狀態下。這種時候喝醉了，不會像心情不好時喝醉那樣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來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與鄧穎超結婚的大喜日子裡。那一次我當然不可能親眼見，鄧大姐曾說起這件事，笑著搖搖頭感嘆：“從那天起，我才知道總理能喝酒，也就從那天起，我就開始反對他喝酒。可是沒辦法，幾十年了，也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的酒一直沒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廢除了一切舊習俗，只有幾個親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氣氛熱烈，周恩來情緒極好，對於敬酒，來者不拒。據說胡志明也參加了、喝了不少。最後喝了多少誰也說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癱，就蔫，周恩來是另一種型別，醉了也精神，吐過之後仍然情緒高漲，談興甚至更濃。

那天晚上，蔡暢大姐在場，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辭。周恩來攔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厲害，說也沒用，只好留下來陪著鄧穎超，同周恩來一道侃天論地。正是大革命風起雲湧之際，革命青年壯懷激烈之時；從五四運動談到廣東的革命形勢，從法國的勤工儉學，談到俄國的十月革命，談到高興處，周恩來兩眼朦朧，像遙望著逝去的歲月，動情地說：“我從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會，最先站出來講話的，是一個兩隻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來停頓一下，目光明確地一閃，簡捷地補上一句：“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來這雙眼睛給恩來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鄧穎超說：“他那時激烈得很，抱定獨身主義呢。”

蔡暢續一杯濃菜水叫周恩來喝。周恩來神思悠悠地回憶著說：“當時我們不少學生相約，不戀受，不結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國社會的鬥爭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旅歐時，我才考慮，革命者找個一輩子從事革命的伴侶，這不是更好嗎？”

周恩來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興時喜歡喝點的特點。越高興越近酒，他確實太高興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隨即投入五四運動。那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過15歲。他們一起開會、辦刊物、組織“覺悟社”，接觸雖多，卻還談不到戀愛這一層，在周恩來眼中，鄧穎超還不過是個“小妹妹”，有時稱她“小超”，才15歲麼。

周思來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與鄧穎超保持著通訊關係，通訊內容全是探討“中華雄飛”之路。那時也還不存在戀愛。何況年輕的周恩來在法國有了一個女朋友，關係很不錯的。

1956年，周思來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講過，他在旅歐初期，曾經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朋友，是個美麗的姑娘，對革命也很同情。然而，“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就是說，對革命僅僅是同情還不夠，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才好成為終生伴侶。

周恩來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即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訊中確定關係的。”

周恩來說的這個“通起信來”，是指1923年給鄧穎超的一次來信，在這封信中，他首次向鄧穎超表露了愛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況鄧穎超也知道周恩來在法國曾有一個女友，所以沒作任何表示。

鄧穎超無表示，周恩來便接二連三來信，一次比一次談得明確，並且請鄧穎超作明確答覆。鄧穎超是獨生女，她的答覆是：這樁大事要和媽媽商量。而媽媽的態度是：“彆著急，等他回來以後我看看再說。你們倆人現在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著什麼急呀？”

於是，事情拖了兩個月，這兩個月裡，周恩來頻頻來信，雖然是談國家、民族之命運，論人民大眾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問鄧穎超本人對這個戀愛問題的態度。李維漢從法國回來時，周恩來還託他給鄧穎超帶來一封“情書”。於是，鄧穎超被感動了，回了一封懇切的信，對周恩來的求愛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他們的戀愛關係就這樣在通訊中確定了。

周恩來1924年歸國，到1925年黨組織把鄧穎超由天津調廣州，他們已經有五年未見面。現在見面了，結婚了，周恩來的高興喜悅之情自不必言；高興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過，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讓蔡大姐走，這不能不算失態。在這點上，鄧穎超同周恩來有點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樣，當丈夫好酒時，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