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難免要有意見，在以後共同生活的幾十年中，鄧穎超一直反對周恩來喝酒，並且為酒繼續產生過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誤事又傷身。

喝酒，特別是喝大酒，確實容易傷身。我們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著指頭總結過不是規律的規律：喝大酒比抽菸多還要傷身。

從毛主席開始，他數了許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抽菸很厲害但不嗜酒，這些領導同志沒有誰是患癌症；從周總理開始，他數了陳毅、喬冠華等外事活動多，喝酒場合多，以及許世友等嗜酒的領導同志，雖然不抽菸，但或早或晚都發生了癌症……

當然，這只是下過閒聊天，並沒什麼真正的科學考究。

周總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親眼見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之前，在莫斯科發生的。

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代表團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會議。前後4個月的時間，總理奔波於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沒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蘇、美、英、法及其他與會國，都沒有任何一人能比。這是早已為歷史所承認了的，也是被大量回憶文章所書寫過，證實過的。我這裡不重複，只談—件小軼事。

出發前，鄧大姐不無擔心地囑咐我要多關心、照顧總理的身體。當時，總理勞累過度，剛流過幾次鼻血，身體狀況不大好。大姐特意關照，要提醒總理少喝酒。

大姐的擔心是有原因的。蘇聯人本來就善飲，過去打交道的經驗，幾乎個個都是“酒桶”。這些寒冷地帶的人腸子裡那種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們生活在溫帶的黃種人多很多，喝起酒來磣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氣地灌，連醫藥酒精他們也敢喝，兌點水就咕吟咕吟灌幾口。他們要是上了宴會，幾杯酒下肚之後，便高門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個東倒西歪不結束。總理雖然酒量大，畢竟是咱們黃種人，從生理上說就不能跟寒冷地帶的白種人比。這就像現在的百米賽跑一樣，黑種人的生理特徵，他們的細胞結構就決定了他們的爆發力適合跑百米，不適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躍的盡是“黑旋風”，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難以發現黑影子，滿眼都是“浪裡白條”。

黃種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於寒帶的白種人，何況總理的肝又不好，長征時患肝膿腫，高燒昏迷多天，若不是從60裡外的雪山取來冰塊冷敷，性命都差點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臟，總理在這方面又處於不利地位，更何況總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盤上，難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勢眾”，喝起酒來以寡敵眾，這形勢就尤其不妙了。

從給總理當副官時起，總理平時的喝酒場合就是由我來管。建國後，出於對總理身體的愛護，又考慮喝酒容易誤事，我就跟總理提過建議：以水代酒。這個建議總理是同意的，他也時常警惕離酒遠點。

中南海服務科的老服務員都懂以水代酒，紅茶水代紅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時都是土辦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應的酒瓶子裡，藏在低垂的簾布後面，服務員手上帶個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兩瓶或四瓶酒，總之同樣的酒要卡兩個瓶子，給“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給外人必須倒酒不倒水。那是反覆訓練過的，從沒出過差錯，動作一樣，不同物件從不同的瓶子裡往外流水或流酒。為此，在我們作東請客時，確實使蘇聯及其他國家的“酒桶”們為總理的“酒量”驚訝不已，佩服黃種人也有這樣出類拔萃的壓倒白種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這個辦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總理1月1日到莫斯科，為日內瓦會議作準備，同蘇聯協商有關事項，統一會議上的步調。經過會談，雙方達成一致看法後，由蘇聯同志草擬具體方案，由總理回國向中央彙報協商情況。臨行前的晚上，為慶祝會談勝利結束，蘇聯以赫魯曉夫的名義設宴招待周恩來總理。

那天一上宴會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語，翻譯是老資格的師哲同志，聽他們嘟嚕嘟嚕講話，看到那些聞到酒精味就興奮的蘇聯領導人，我一陣陣起急。尤其赫魯曉夫，入席時就不停地轉動腕子上的手錶帶，捋下來放桌上，隨即又拿起來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種躍躍欲試，準備大喝一場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轉，想不出對策。

沒法作假，且不說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幫助服務，也無法再以水代酒。那還是階級鬥爭正激烈的年代，蘇聯的保安措施十分嚴格。對一切食品、酒水的檢查都非常嚴密，每上一樣東西都是嚴格檢查之後，上來就不許換樣，吃完喝完，撤下為止。中間是不能隨便換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