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備生物定時器，每次都一樣，我們的目光一觸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睜開眼：“噢，到了。”

說著，用力搓搓臉，便精神煥發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車時間短，比如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三五分鐘的時間，總理就不說什麼“別吵，睡覺”之類的話，也無須把頭朝右歪靠沙發座。他會坐正身體，全身放鬆，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總理是會氣功的。這不是那種劈石碎磚的硬氣功，也不表現在各種腹呼吸的運用，他的氣功是在意念上對靜的追求，由意念導引著全身血液的迴圈，肌膚神經的鬆弛，腦筋的高效休息。這種帶有極大調理性的休息，效果是驚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種緊張，繁忙，有時激烈有時枯燥的馬拉松式的無休無止的勞作中，當總理精疲力盡地完成一項工作，乘車去另一個地點繼續另一項工作時，就這短短几分鐘的“入定”，這幾分鐘的調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車時重新神采奕奕，兩眼大放光輝。

當我們二十幾名秘書與總理經年展開車輪大戰，當全國所有的神經束都導向總理，源源不斷輸來各種訊號，總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時，當總理常年累月超負荷運載，令人不可思議地睡眠少時，我便不能不想到總理那汽車上的打盹。沉睡幾十分鐘也罷，“入定”幾分鐘也罷，正是這見縫插針式的調理休息，維持著總理的精力和思維活動。

總理的一切生活習慣都是為了適應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僅是靠奉獻精神和頑強意志來保證，也是靠了幾十年艱苦奮鬥所鍛煉出來的具有科學性的休息方法來實現的。

總理坐車喜歡提醒司機老楊：“慢點，開慢點。”他喜歡提醒這句話，是因為他喜歡坐快車。他一生搶時間搶速度，能坐飛機就不坐火車，那麼坐汽車當然希望車能開得“飛”起來，快一點就能多幹一點工作。

基調是快，必要時就須關照司機放慢。

我的觀察，當路上行人車輛多時，總理會關照司機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積水結冰，總理會關照司機慢。我至今一閤眼，就能鮮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馬路上積了不少水。總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傾著身體，雙手扶著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著街上的倩況。馬路兩邊不但流動著雨水，也流動著腳踏車和行人。總理一邊觀察一邊不停地念念有詞：“慢點，再慢點，不要濺水，別濺水……小心，小心有水濺了人……”

總理就是這麼細心，時刻想著別人。

總理坐車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們跟隨總理，乘一輛嘎斯69吉普車去河北平山縣的崗南水庫。汽車飛快地駛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現了一輛馬車，一個老農民趕著一輛兩匹馬拉的大車。那時的牲口見汽車少，馬被汽車驚了，亂奔亂跑翻到路邊的溝裡。

“停車，快停！”總理下令。司機剎住車，總理跳下車就奔去搶救人。那個老農民已經爬起身，看樣子傷得不算重。可是總理不走了，下命令說：“趕快用我的車送老漢上醫院檢查，我們就在這裡等吧。”

我說：“總理，汛期快到了，崗南。水庫那邊還等您去彙報……”

總理擺一下手：“來得及。你們不要說了。”

一直等到送老漢的車從醫院回來，報告老漢沒什麼危險，總理才上車繼續趕路。

1960年在北戴河，總理的車經過一座木橋時，隆隆的木橋震動聲驚了河對岸一輛馬車。驚馬朝橋旁的斜坡衝去，把車上拉的一名病號給掀了下來。總理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號旁。那病號長了一身毒痂，觸目驚心，總理卻像父親一樣毫不嫌惡，仔細察看了農民的病情，馬上命令送醫院。

到住地後，我們後怕的是，如果驚馬衝過來，把總理的車撞擠到河裡該多危險，總理想的卻是那個病號，一進門就給醫院掛電話，詢問病情傷情……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有次總理外出，車開到府右街時，一個女孩子騎腳踏車猛地從臨街衚衕裡衝出來，撞到總理的車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車上，當時總理的車已急剎住，所以女孩子沒受什麼傷。但是細心的總理發現女孩子衣服掛破一塊，馬上叫警衛去買件新衣服給那個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總理坐快車也是遇過危險的。

記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

總理定於下午2點半到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