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點東西當飯。他來去匆匆地走過西花廳院子時，總是見到花工老周剪果樹、鏟雜草、修花壇，忙個不停。有一次，總理驀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視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問：“總理有事嗎？”

總理搖搖頭，不無傷感地嘆了口氣：“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喬金旺同志又調回總理身邊。見面時，一臉病容，憔悴不堪的總理，用顫抖的聲音說：“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們從沒見過總理說這樣傷心悲哀的話，真受不了啊，當時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報刊文章裡看到“百忙之中”這個詞，那是被人用濫了。有幾個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個能像總理那樣百忙、千忙、萬忙？

就在這百忙之中，我們還要用匯報條見縫插針地填滿總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閒”時間；我們不忍心這樣做，又不得不這樣做。

記得趙秘書將溥儀病逝的彙報條呈送總理時，總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涼油揉太陽穴。他看到這張彙報條，稍稍一怔，馬上難過地蹙緊眉頭。他對這位末代皇帝溥儀始終是關心的，同溥儀和溥儀的弟弟溥傑都有多次的見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1961年曾經請愛新覺羅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餃子共渡除夕，彷彿那情景還在面前一樣。

總理放下手頭的工作，專門為溥儀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統戰部擬定一個具體的治喪辦法，並把結果報告給他。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及其一家人的命運，同十月革命時俄國沙皇一家人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在處理這件事上也表現了“中國特色”；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特色和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與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一樣頑強，巨大，執著，即便在“文革”那樣天下大亂，無所不偏無所不激的形勢下，這種特色依然鮮明地保持並表現出來。

溥儀的喪事，是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辦理的。在當時條件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儘早儘快盡好地處理了這件具有政治影響和歷史影響的事情。

總理的“第六辦公室”，只是為了介紹得方便，我自己按敘述順序這樣叫一下罷了。此前沒人這樣叫過。

這是與前面介紹的五個“辦公室”含義完全不同的“總理辦公室”，是指一級組織機構，屬國務院編制，就像現在人們常提到的“鄧辦”、“陳辦”、“楊辦”一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在“總理辦公室”的編制內。

“總理辦公室”也泛指總理身邊的工作班子，因為辦公地點就在西花廳，所以常被人簡稱為“西花廳”。比如“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常被各部委說成“西花廳來電話了”。

總理辦公室設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還曾設過綜合、外事、軍事、財經、行政等等組，有組長、副組長。不過，無論主任還是組長，工作職責主要是行政上的排程、協調，在業務上，主任、組長及每個秘書都是各管一個口或一個方面，都是直接同總理發生關係。總理不允許那種層層上報下達的體制。他曾經對我們大家說：“你們的工作如果先經過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組長、副組長那兒，那主任、組長不是變成二總理、三總理了嗎？”

“總理辦公室”的“興衰史”大致是這樣：建國後，陸續從全國各地調來一些有文化有實踐經驗有專業知識的幹部到總理身邊工作，這套班子就叫“總理辦公室”，是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不過，我們這些人都叫總理辦公室秘書，那時還不叫總理秘書，因為我們還要負責陳雲、陳毅和習仲勳三位副總理交辦的事。當然，三位副總理自己也有秘書，一般不找我們。但總理講過話：“你們要為我們4個人服務，不能光為我一個人服務。”

很快，“西花廳”就成了“總理辦公室”的代稱。我們又把西花廳稱為“家”。比如“家裡來電話了”或“叫你馬上回家”，大家只會想到西花廳而不會想到其他什麼“家”。總理外出，我們也是說：誰誰跟總理出去，誰誰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廳值班。

這個家裡的成員真正是來自五湖四海。比如負責計委、經委的顧明來自鞍鋼（王鶴壽推薦）；負責交通的王伏林來自軍隊的第四高階步校（校長是林彪）；負責農業的楊純曾是松江地委書記，到1956年又調來國家計委的李巖；負責軍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薦的“洛陽才子”，1956年1月調來的周家鼎原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從385旅由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