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千里迢迢跑來與你聊天？但沒有想到他要我離開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麼知道我下一階段在申花就不幹了？你怎麼知道我肯定要離開？這些日子關於申花明年準備請洋教練的事我也有所耳聞，心裡真煩著，現在給他這麼一提，總覺得不太舒服。

但我沒有說什麼，只是靜靜地看著他，聽他說完。潘蘇通接著就介紹了松日集團的發展情況。等他講完後我才說，利彪打電話說只是聊聊，我沒有想到是這個問題，更沒有想到你會這麼直率地邀請我去。說實話，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還真沒有考慮過，申花俱樂部也沒有與我談過。今天是作為朋友交談，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請，我很感謝。後面還有比賽，申花還沒有確定最後的名次。如果我們最後三場都輸，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贏，大連隊再輸，我們第一還有希望。現在的名次還沒有明朗，我想，還是先把比賽打完後再考慮吧。

當時，我只是禮節性地回答了潘蘇通的邀請。因為我畢竟還是個在國內很風光的教練，帶領的又是甲A的強隊，現在讓我去摘什麼甲B，覺得有點大材小用，還真有點想不通。當時的甲A教練去甲B，絕不像現在這樣正常。再說，對留在申花我還抱一絲希望，還不甘心就這樣離去。

這次談話實際上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們握手告別時，潘蘇通說，今天只是隨便聊天，以後再多聯絡吧。這次見面談了約1個小時。當我開車離開酒店江灣基地時，心裡並沒有多想。

2。國安與松日，我終於選定南下

後來，當我定下去松日，廈門市委書記打電話給上海體委主任金永昌，問：“你們是不是放根寶了？如果他要走，那麼請他到我們這兒來吧。”當他聽金永昌說我已經決定去松日時，非常後侮地說：“啊，我們不知道。我們以為徐根寶是不會離開申花的，否則早就來挖了。”

我回到了江灣剛坐定，利彪又打來電話，神秘兮兮地說：“徐指導，我透個信給你，因為你們申花在找外國教練，我這才有膽量來找你的。你來不來自己考慮。”利彪的話，證實了我這幾天的猜測和預感。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實，反覆地思考著潘蘇通講的話，想著自己下一步路該往哪裡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後，我們下一輪的比賽就是到廣州，客場打廣東宏遠隊。

到了廣州，利彪又來找我，說潘蘇通要請吃飯。我說，這時候吃飯不太合適。他說，那麼來拜訪總可以吧？我說，要來就到我住的流花賓館來吧。

這次潘蘇通來流花賓館，談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蘇通問我：“徐教練，上次我對你談的事你有沒有考慮過？”

我當時已經很認真地考慮下一步該去哪裡了，那時邀請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與松日隊的比賽後，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張路也打來電話詢問：“根寶，你有沒有可能到國安？”我說：“什麼意思？你們是不是準備換金志揚？”張路說：“上面有這個意思，如果你有這個想法的話，你到北京來後我們再談。如果沒有的話，就到此為止了。”1996年金志揚帶領國安隊在甲A比賽中的戰績很一般。我當時也沒有給張路明確答覆。

潘蘇通這次與我的談話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講到了我的待遇問題，講到隊伍的問題。我當時抱定的原則是，什麼都可以談，但什麼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國安隊的事。

“廣州會談”結束後，10月27日，我到北京，與北京國安隊進行1996年度甲A的最後一場比賽。到北京時，我已經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與張路正式會面並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我對他說：“謝謝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確實比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來了？”

到北京之前，我徵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見。他們都告訴我，北京這座城市與別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隊也不太好搞，壓力太大。我聽了觸動很大：這三年來搞申花隊，我已經感受到了這麼大壓力，難道還要跑到壓力更大的地方去嗎？而南方的廣州相對寬鬆些，壓力也輕。再說，廣州的足球不太景氣，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績的。經大家一說，我覺得非常有理。於是便決定，如果我離開申花的話就去廣州。這時，我已經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別了。腦子裡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隊帶上甲A，不照樣能顯出我的本事嗎？而且覺得這個目標並不是做不到。我對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經過我的調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再說，這樣的緩衝對我的事業也是有必要的。當然，這還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