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面罷。不過我沒有這麼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麼“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語絲》週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　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成立於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為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取名於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曾以詩社的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報副刊》版面出過《詩刊》（週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該社分子多數南下，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於一九二八年三月發刊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他們原來依附北洋政府，後來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

〔3〕“公理”和“正義”，是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等人在支援章士釗、楊蔭榆壓迫女師大學生時經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當女師大學生鬥爭勝利，回校復課時，陳西瀅、王世傑等人又組織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反對女師大覆校，支援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

作者在《新的薔薇》一文中曾說：“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見《華蓋集續編》）

反“漫談”〔1〕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3〕，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4〕，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　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　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　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贊成者，所以再作馮婦〔5〕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麼，他為什麼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麼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歷史——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心裡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

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麼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