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職分立制”時，斷言“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這並不是無根之辭，事實等於表達了不把漢代祿秩看成“品位”的意見。

漢代祿秩附麗於職位這一點，還可透過因病、因喪而一度離職後的再任情況，得到進一步的旁證。在這種非因罪過而一度中斷勤務的情況下，漢廷一般並不保留官員既往官資。正是為此，離職官員在再仕的時候，其祿秩低於原官的情況屢見不鮮，諸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為比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為六百石官之類。還有不少離職官員是以察舉辟召、甚至以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的。經過辟召而為公府掾，不過百石或二百、三百石；經察舉而為郎官，也不過比三百石。對那些再仕州郡者來說，州郡掾吏乃長官私屬，而非朝廷命官，那麼這時官員的已往仕歷便幾乎白費，幾乎與初仕者處於同一了。官員在非因罪過一度中斷勤務時，也要喪失昔日秩位，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資，這都可以旁證“若干石”的祿秩並沒有跟隨官員本人走，它是從屬於職位的。

漢代“故官”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一種資格，存在著“故九卿”、“故廷尉”、“故諫大夫”這類身份，朝廷有時還會委派給他們一些差使。不過即令如此，漢廷仍未設立品位序列以為安置離職官員之需，離職官僚的已往祿秩對再度任命的影響是很有限的。只有“故公”這樣的高官，再次任命為較低官職時有可能得到增秩的優待，但“不以贓罪免”的“故二千石”，就連這種優待也沒有了，只能依從新職之秩。比如說“故二千石”又做了千石的尚書令，那麼他當下的品級只能是千石，而不是二千石。也就是說，儘管存在著一種“故官”概念，但其“品位”意義是很淡薄的。

當然，漢廷以“增秩”、“貶秩”為官員獎懲之法，有時還對一些稱職官員給予“增秩留任”待遇，而這就將造成個人的祿秩與職位的祿秩的品級不一情況。我想在這時候，祿秩確實就開始呈現出了“品位”色彩，並反映出秦漢政治中已孕藏著對“品位分等”的內在需求了。畢竟，“職位分類”在當代中國也剛剛在嘗試之中，漢代祿秩“附麗於職位”的特性更不可能純而又純。不過，無論增秩、貶秩，都是以職位的確定秩等為基準而上下浮動的，增秩者的日後調遷取決於其才績，所增之秩並沒有構成就任新職的條件，也沒有多少材料反映它可以被帶到新職上去。從尹灣簡牘看，貶秩者不能夠繼續佔有原職，而是要降職使用的，那麼這時遵循的就仍是秩、職一致的原則。也就是說，增秩、貶秩之法仍未發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祿秩轉化為一種超越職位而獨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員可以依此序列逐階上升。居其職方有其秩，居其職則從其秩，仍然是漢代祿秩等級的重要特點。

離職再仕之時，雖然再仕官高於原官的例子也不是找不著，但之所以要特別揭著再仕官秩低於原官之例，是因為這樣才更能說明，“職事”才是漢廷的關注所在，至於官員個人的地位權益，則照顧得很不周到。為父母行服本應得到“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表彰，在職罹疾也有可能是憂勤政務所致，當局應有體恤義務；然而在官員為此一度不能履職時，朝廷隨即就停發其俸祿、漠視其官資，甚至聽其從頭仕起（如出仕州郡），誇張說簡直有點兒視同路人。這不但遠較後世苛刻寡恩，甚至都不及某些現代國家的做法＇46＇。由此一種觀感便油然而生：當時王朝對官僚的個人權益，是較為漠視的。

在“品位…職位”視角中，漢代祿秩與唐代散階由此便呈現出了重大差異。已往一些政治制度史的論著，僅僅把官階簡單地視作一種級差，在各代官制中分節敘述而已。這樣的做法，有可能割裂了它們的內在脈絡、忽略了其間變遷的深層意義。然而以“通古今之變”的態度，並借鑑社會科學的“品位”、“職位”概念，昔日隱而不顯的一個重大變遷線索，就呈現於我們面前了。基於“任一事物的片斷都包含著整體的豐富資訊”的信念，官階制度的每一細節及變遷，都可能是官僚政治宏觀變遷的投射。看似簡單瑣屑的官品官階研究，由此就能獲得重大得多的意義。

隋唐以前的歷朝“階”、“職”關係，只以“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一句輕輕帶過的話，是不愜人意的。隋唐的散階制已相當成熟了，它是如何演變而來的呢？漢代的祿秩，又為何呈現了“附麗於職位”的性質呢？在隨後一節便嘗試敘說。

三、先秦至隋的階、職關係變遷

對隋唐以前的散階制發展，宋代的岳珂曾有過專門討論＇47＇，我們把它轉述如下，藉以引發討論線索。岳珂首先就唐代散官來追溯漢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