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待遇的許多情況，由此便可更多地與官僚“本品”掛鉤了＇42＇。陸贄說散階只不過是“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不過即就“服章”而論，那也是被唐代的官僚看成重大榮耀的，如“酒典緋花舊賜袍”、“銀魚金帶繞腰光”一類詩句所顯示的那樣＇43＇。

唐代文武散階制具有濃厚“品位分等”色彩，那麼其前其後的時代，又是什麼情況呢？本書的討論範圍是秦漢魏晉南北朝，這時候的官階制與唐代散階有何異同呢？對歷代官階制度變遷，不妨繼續引證楊樹藩先生的概括：

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

至隋始見“階制”之初型。當時將階稱名為“散官”，且文武職官兼用。其階稱為“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等六階，以“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並不理事。”（《隋書…百官志》）因此凡官員有德望聲譽者，則加一散官（階）之稱，如楊文思“授民部尚書（職事官），加位左光祿大夫（散官）。”（《隋書…楊素傳》）即是其例。不過隋階制之運用，因在初創，未臻完善。

至唐，擴充為二十九階，每一階稱皆附階品，按考試出身之等差定階，按才幹及階品之高低補職。然後依考績進階，階進同時職亦隨之而調升。不過，食俸以職品為準，階乃為榮寵及功勞之標準而已。

宋襲唐制，元豐改制以後，其階職分立制之運用，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階，除每階附以階稱階品外，並以“階”來定俸額，通稱“寄祿官”。官府編制之職稱，曰“職事官”。按職事官大小、職務性質定津貼，通稱“職錢”。同樣性質之職官，支同等之職錢。階俸則不然，視出身之高低，年資之深淺，考績之優平而定。如此既區別勞考之分序，又顧到同職而同酬，堪稱良制。

遼金之制，大致皆仿唐宋，尤其金之階制，按職司分定五類，有一般文官階，內侍官階，醫官階，教坊官階，司天官階等，此乃金之特製也。元之階制，多沿金舊，亦分五類，其一般文官之階數，為四十二階，階附階稱及階品，補職時，必憑階品而定。但俸額則按職品而定，此點蓋如唐也。

明之階制，與唐宋不同，與元亦異。文官之勞考，不以階定矣，反之階隨職事官之升進而賦予。於是“階”之價值已失，無復敘勞之意矣。清代雖有階稱及階品，其法悉如明舊。是知階職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壞殆盡矣。＇44＇

這個敘述雖然只是略具輪廓，但就當下的討論而言，引為參考還是很方便的。由此可見，向上追溯，“秦漢以來，文官有職而無階”；向下推延，“階職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壞殆盡矣”。這樣一來，帝國的官階變遷史便呈現出了三個大的段落，其中僅僅第二段落，即唐朝和宋朝（及遼、金、元）是散階制度的發達時期，其前、其後的情況就不盡相同了。

“若干石”的祿秩是在戰國發端的，至秦漢由疏而密、蔚為大觀，以至在九品官品產生之後祿秩仍未遽廢，還在魏晉南朝儲存了好長一段時間。祿秩的級差，從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等直到百石，其下還有“斗食”等等。祿秩的等級有時約二十個上下，有時十七八個，隨著王朝的調整而時有變化。在追述中國傳統官品制度時，曾見過某些行政學研究者把秦漢祿秩也看作“品位分類”，儘管只是寥寥一語而已。這種說法也不是不可以發揮，不過本書已把“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概念改造為“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了，以便讓問題聚焦在“是否存在著跟人走的等級”一點之上，那麼“有職而無階”的祿秩等級制與“階職分立制”的差異，仍將提示著不盡相同的情況。

如果和唐代散階相互比照，並著眼於是否存在著獨立於職位的品位序列，我們就能發現，以“若干石”為標誌的各個祿秩等級有一個鮮明特點：它們都是附麗於職位的。如果沒有了職位，或者說在職位之外，官員本身便無等級可言。祿秩只是職等而已。比方說吧，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麼“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陳夢家先生指出：“所謂俸給或吏祿制度，其內容是秩別（秩級）、俸祿數量、官職和俸祿性質；即哪一種官職屬於哪一秩級，每年或每月應得多少俸祿（所謂歲祿或月俸），用什麼物資作為作俸祿（如錢、谷或二者各半）。”＇45＇陳先生並沒打算透過現代文官理論審視漢代祿秩，但他對祿秩性質的敘述卻相當精確，尤其是“哪一種官職屬於哪一秩級”一句，一語道破漢代祿秩的如下特點：秩級與官職直接相應，而不是與官員的個人品位直接相應的。楊樹藩在追述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