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的重要補償，這便顯示了漢代政治的多重性、複雜性。一方面，早期帝國不可避免殘留著早期政治的影響：官僚一旦封侯，形式上便成了有土之君，搖身一變而比擬先秦貴族了，在當時觀念中這是一種身份的升格。而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日常官吏管理範圍內，“吏祿”又確實顯現了“職位分等”精神並處於支配地位，爵位已喪失了與官職的直接聯絡，也並不構成候選資格。

當然，漢廷經常依據祿秩向官僚授予特權，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權、“先請”權和子弟入學權，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權，以及各種禮遇輿服的等差和依祿秩賜爵、賜金做法，這都使祿秩等級日益蒙上了“品位”色彩。我們之所以要改換“職位分類”為“職位分等”，也是為了這個緣故。不過本書依然認為祿秩有異於“品位分等”，因為較之唐宋“本品”制度，漢代祿秩依然體現了“有職而無階”、“祿秩附麗於職位”的特點，依然具有重“事”不重“人”的特徵。漢廷特重吏能功勞，“以能取人”是漢代選官的基本精神，官職往往以“功次補”、“積功勞稍遷”；而直接以俸祿多少為官秩，也意味著“若干石”不是官員的個人品位，而是對吏能功勞的直接酬報。進而從官僚的權益和特權看，漢代的情況也往往異於唐宋，例如較少的法律特權、較微薄的俸祿（所謂“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在職、離職及致仕後的待遇遠不若唐宋那樣無微不至，“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甚至唐宋官員結銜時的成串成堆名號，也是漢代官僚所夢想不及的。

從東漢到魏晉，士族門閥階層獲得了積久不衰的家族權勢。與此相應，官僚等級制也發生了變態，九品中正制應運而生。中正在事實上依據門第為士人定品，較高的“中正品”對應著較高官職。“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中正二品的官資，被用作士族與寒庶的身份界限。各種官職都標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資格，由此中正品還成了官品之外又一級差。還有所謂“二品清官”之名，許多特權被規定為“二品清官”才能享有。進而發展出了以“清濁”區分官職的選例，由“濁官”遷為“清官”居然被認為勝過官品的提高。“清官”一般都是士族習居之官，以清要切近、職閒廩重及文翰性質為其特徵，這些實際也就是文化士族的基本特徵。官品所確認的官職尊卑，多少還是要依據於職事權責的；而中正品和“清濁”造成的官職資望高下，則更多適應了士族口味，適應了他們維繫高貴門第的需要。我們有理由把後者視作一種以身份為本的“品位”格局，它大異於漢代“吏祿”下的等級秩序。士族的門第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居官資格，則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隱然存在了，所以這種“品位”可以名之“門品秩序”。這個時候，各種散官、名號便也開始氾濫開來。這包括上承於漢代的郎官、諸大夫之類。郎官在漢代有宮廷宿衛之責，魏晉時則已變成“散郎”了；諸大夫本來只是沒有固定職事，而不是沒有職事，魏晉以下則純為優崇冗散之位。位望清貴的散官，則以“黃散”──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散騎常侍──最為典型，此外還有冗從僕射、給事中、奉朝請等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用為高階的加號，加官侍中、散騎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時還形成了“東省”和“西省”這兩相對應的機構，分別容納文職和武職散官，東西省成了漢代郎署的替代物。這些散官幾乎沒有兵刑錢穀的固定職事，其起家意義及名位意義大大超過了職能意義：被用作起家之選，被用作遷轉之階，被用來標示品位或增加資望，被用來奉送一份俸祿及其他權益。由此“官”和“職”分離便大大加速了。散官的這種“品位”功能，無疑就是散階制的前奏或濫觴。

“門品”、散官所導致的官、職分離，無疑使等級秩序中“品位”因素大為增加。至如隋唐那種散階制的形成，則還涉及了更多因素，例如將軍號構成的軍階序列。仍然來看岳珂的敘述：

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此正如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為品秩，謂之“加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為重，然其實未嘗將屯（兵），亦虛名耳。

除散官之外，由散號將軍構成的軍階制度，構成了此期“品位”的另一條進化線索。

漢代的常設將軍如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和前後左右將軍等，經常能夠參與朝政，這時諸將軍的班位就構成了輔政者的資望尊卑。此外因軍事而臨時任命的雜號將軍，在烽火戰亂中往往迅速增殖，諸將軍間也常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