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統屬關係。漢代還把“將軍”用為優崇之銜，加給並不領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這時的“將軍”顯已脫離軍職而成銜號了。世入魏晉，將軍號迅速繁衍，並在位階化的道路上驟然加速。軍隊編制中另有牙門將、騎督、五百人督或隊主、幢主、軍主等等軍職，各級將校所擁有的軍號，便成了他們的品位標誌。由於地方行政制度日趨軍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軍號作為位階，“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徵、鎮、安、平之號”，並與東、西、南、北等方位字樣相配，例如徵西將軍、鎮南將軍之類。上承漢代的將軍輔政傳統，中央官僚加軍號的範圍也在擴大蔓延。

由此，昔日寥寥可數而班位高貴的“將軍”之官，就逐漸演變成了由眾多軍號構成的軍階了，軍號的變換意味著位階的升降。晉宋間的軍號分佈於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並按同類軍號為一階的原則，構成了有異於官階和祿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又使軍階列於官品之外，以125號軍號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個不登二品之軍號共八班。軍號的授予物件並不限於軍官而已，也包括文職官員。如學者所稱：“梁陳的散號將軍已成為整個職官體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級尺度。”＇52＇史稱“後魏及梁，皆以散號將軍記其本階”＇53＇。岳珂“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的看法，實際是上承唐人舊說＇54＇。魏晉南北朝時，軍號最先形成整齊清晰的散階序列，併成了唐代武散階的先聲。而文散官的“品位”意義儘管也很濃厚，但其散階化卻仍不充分，零亂而不繫統，落在了軍號後邊。直到北魏、北周之際，情況才發生了變化。魏末戰亂時的軍號濫授中，軍號往往是和文散官成雙成對地“雙授”的，授軍號的同時也授一個文散官，例如諸大夫及東西省散官＇55＇，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56＇。隨後這“雙授”現象便引發了一個重要變動。西魏模仿周制，改九品官品為“九命”等級；“九命”所列，除大將軍到武牙將軍的軍階之外，還有一個由開府儀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構成的序列，與軍階赫然兩立而雙峰並峙。軍號和文散官不僅在品階上一一對應，而且仍像魏末那樣成雙加授，例如驃騎將軍與右光祿大夫雙授，車騎將軍與左光祿大夫雙授，徵南將軍與右金紫光祿大夫雙授，中軍將軍與左金紫光祿大夫雙授，如此等等。

西魏“九命”中軍號和散官序列，至少包含著兩個重要進步。第一個是軍階與官階的一致化。此前各朝的軍階與官品是不對應的，某些品級上軍號闕如，另一些品級上又分佈著十數個軍號。而西魏的軍號則均勻分佈在官品各階之上，每“命”兩個軍號，它們還構成了上下階關係。軍階與官階不再參差齟齬了。

第二個進步，便是文散官也邁入了文散階的境界，並形成為序列。前述岳珂認為漢代諸大夫只是散官而非階官，其後又云：

梁制，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溯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間。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應作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分其勞佚也。

依岳珂所論，南北朝“莫不有之”的諸大夫只用於“以養老疾”、“儲才待須”，散官的性質依然故我。不過有一個進化岳珂卻沒看到：曾在階官化道路上滯後不少的諸大夫和東西省散官，在西魏北周曾發生過一次質變的飛躍，由此演化為首尾完整的位階序列了；其時軍號與散官的兩列分立，顯已構成唐代文武散階體制的先聲。

文散官的階官化在魏末驟然加速，與魏末以來的名號濫授、尤其是“雙授”，實有密切關係。“雙授”令軍號得以發揮一種“拉動”作用：先已成為散階的軍號，透過“雙授”而把自身性質“傳遞”給了文散官，將之“拉”入了位階的境界；由於軍號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透過“雙授”時的一一對應關係，軍號便把零落散亂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備的序列。質言之，魏末“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的“雙授”，對文散官的散階化和序列化，曾構成了強勁的“拉動”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號濫授畢竟是一種弊端，軍號與散官的“雙授”又混淆了文武職類。為此，東魏北齊政權選擇了與西魏不同的態度，雷厲風行地抑制名號濫授及文武“雙授”，史稱“始革其弊”。不過對“正規化”、對“文治”的這種尋求，卻使諸多散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