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憂之制＇120＇。以官品抵罪的“官當”制度在唐宋臻於發達細密，在明律之中卻被一筆勾銷了。薛允升因雲：“唐律於官員有犯除名官當，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詳備，其優待群僚之意溢於言外。明律一概刪去，古誼亡矣！”＇121＇不僅“官當”被廢，明清官吏的免刑也只限於笞杖輕罪，徒流以上便須實配，由此瞿同祖先生指出：“明、清律在這方面對於官吏的優待不如唐、宋遠甚。”＇122＇薛允升也看到：“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明律則又較唐律為重，亦可以觀世變矣。古人先禮教而後刑法，後世則重刑法而輕禮教。唐律猶近古，明律則頗尚嚴刻矣！”＇123＇用來管制官吏的法制在明代又大為完善了＇124＇。朱元璋決意以重典治吏＇125＇，所頒《大誥》的鋒芒所向就是貪官汙吏＇126＇。他定製地方守令貪贓達到六十兩便剝皮囊草，枉法達到八十貫則論處絞刑＇127＇史稱：明祖“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128＇趙翼以為“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129＇，顯有明代吏治近於兩漢而超邁唐宋之意。趙翼另有“明祖行事多仿漢高”之論＇130＇，不妨也參照考慮。

秦漢、唐宋和有明的吏治孰優孰劣、那個更高明些，一時說不清楚，因為立足點稍微變化，就會有不同的判斷。就算明初真的一度“吏治澄清”，然而面對著專制帝王的剝皮刲舌、鏟頭刳腸、血肉橫飛、屍蟲滿獄＇131＇，我依然覺得那大明天朝不是人呆的地方；宋朝“對士大夫的禮遇無與倫比”的做法後人不乏詬病，卻可能也“大大激發了宋代士大夫踐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以天下為己任”＇132＇。但眼下還是旁擱了價值判斷問題，繼續透過唐宋與有明政治之異，來探討唐宋存在著發達的“階職分立制”、而明代這一制度卻發生變質和遭到破壞的緣由。

我們已經看到，散階制度的變質不是孤立的事件，它與明清官僚的特權削減，是同時發生的事情。那麼就可以做出推論：明初高度強化的專制皇權，對官僚的“自利取向”及“貴族化”傾向重新構成強力抑制，令其“服務取向”的份量再度加重，由此造成的政治動向，進而就波及到官階品位之制了。相應地，唐宋的“階職分立制”，與明清這個制度的變質和破壞，便可大致視為兩個不同段落。至於為什麼唐宋、明清間會發生這樣的變動，據張帆先生的精彩見解，金、元二朝的制度簡化和專制強化，應是最重要的轉折動因＇133＇。

正是基於以上事實，歷代官階制的變遷，就可以歸納為一種“五段落”的分期：

第一階段，亦即先秦的貴族政治時代，其時由爵級命數構成的官員等級制，以及作為“另類”的“府史胥徒”這個無爵等級的存在，呈現出最濃厚的“品位分等”色彩。

第二階段，亦即秦漢階段，因戰國變法的劇烈政治轉型依然保持著強勁慣性，由昔日“府史胥徒”擴張而來的新生官僚隊伍依舊被視之如“吏”，新生的官僚便維持了濃厚的“服務取向”。相應地，以祿秩標示的官僚等級，便透射出了“附麗於職位”的鮮明特徵，其“品位”因素則較為淡薄。後代那種士與庶、官與吏、文與武間森嚴的身份性界限，此期闕如。不過漢代封爵的較大重要性，列侯、關內侯的較大權益，對官僚都是一種補償，並具有早期社會的意味。

第三階段，亦即魏晉南北朝時代，早期專制官僚制的原始粗糙方面無法阻止士族門閥的崛起，官僚開始“貴族化”了，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擴張。與中正品相關計程車庶、清濁、文武、流內流外等等選例，以及委積繁衍的散官、名號等等，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以“門品”為中心的“品位分等”秩序。與此同時，與分裂、戰亂及行政的軍事化相應，將軍號迅速演化為軍階序列，並在北朝後期帶動了文散官的階官化，形成以“官品”為中心的、相對較具功績制色彩的另一種“品位分等”秩序。

第四階段，亦即唐宋時期，這也是個“階職分立制”的發達階段，以成熟的文武散階制度為內容。唐代散階“一切以門蔭結品”，顯示其時官僚仍殘留了一定“貴族化”的性質；同時“勞考進敘”的制度，又表明總體上它已迴歸於官僚政治範疇之內了。宋代官階，由於俸祿依散階支付而職錢依差遣支付，因而增加了不少“職位分等”成分，但總體說這依然屬於“階職分立制”。優厚的品位待遇體現了宋朝皇權對士大夫的優寵寬容，為官僚擴充套件其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