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地位的輕重和事務繁簡而定，……這種以事務繁簡來規定俸祿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比籠統地以品級定數，更顯得合理些。”＇96＇“由於各地事務繁簡、地方遠近、用度多寡不同，其標準仍不能完全劃一，這種不劃一，應該說亦有其合理的成分。”＇97＇而這應該視為“職位分等”因素。這樣看來，“清朝仍為九品十八階，但清朝官員的品階之制已大為削弱，官員等級及待遇等，皆以官員的實際職務為主”＇98＇；“清代更進一步使階官與品級完全對應，官居幾品即授幾品階官，散官失去了身份地位的意義，基本做到職階一體”＇99＇。楊樹藩認為：自明以來，“文官之勞考，不以階定矣，反之階隨職事官之升進而賦予。於是‘階’之價值已失，無復敘勞之意矣。清代雖有階稱及階品，其法悉如明舊。是知階職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壞殆盡矣”。

如何認識這種變遷呢？學者認為：這“反映了明代不像唐那樣面臨著士族官貴子弟安流平進、直接做官的沉重壓力等社會背景。”＇100＇其說甚是。進而我們推測，明太祖以降帝國統治者大大強化了君主專制和對臣僚的役使控制，相應地，王朝官僚的“服務取向”份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間變得狹窄，“貴族化”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對官員個人的優惠和保障也相對減少。明清散階制發生變化，由“重人”轉向“重事”，其因果關係似當於此求之。

下面就為此提供一些背景參考。朱元璋廢宰相而隆君權，一改唐宋制度的君權、相權互為制衡之法，使君主專制上了一個新臺階＇101＇。或說宋帝無專擅、無暴虐，其制度的缺點是“散”和“弱”，而非“專”與“暴”，儘量優假士人＇102＇；明廷則一改故轍。宋廷忌武人而明廷忌士人，帝王不惜嚴刑酷法，“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103＇。明制，文官不得封公侯，違者主司及受封者斬，或即其由。法有“凌遲”，始於元明。朱元璋大興“文字獄”＇104＇，甚至以“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科”入律。“時京官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105＇。薛允升的著作曾在明律“奸黨”諸條之下，比較漢、唐、明有關律文：“明祖猜忌臣下，無弊不防，所定之律亦苛刻顯著，與唐律迥不相同。……漢有非所宜言、大不敬及執左道亂朝政法，唐律不載，明此律則更甚矣！”＇106＇唐代自簿尉以上就不加捶楚了，所以杜甫有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107＇而明朝皇帝以“廷杖”待大臣，動輒“血濺玉階，肉飛金陛”＇108＇，還透過廠衛特務機構的天羅地網監視百官＇109＇，這都上承明太祖“開國規模”之流澤。

一方面，學者看到了“明代皇帝權力之大，遠遠超過了前代”＇110＇；而與“明代君權與官權相比，君權大為增強”結伴而來的，便是“貴族、官僚法律特權地位的降低”＇111＇。與宋代“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有異，明代宗室俸祿豐厚，一般官員卻以“薄俸”為主流，以至到了清初“正俸”依然微薄如故＇112＇。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113＇，顧炎武嘆雲“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什二三”，“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114＇官僚們“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不足以資生”、“困於飢寒”的抱怨不絕於口＇115＇。明代致仕待遇也比唐宋簡薄得多，國初的致仕者居然沒有俸祿，賜半俸終身就算是優禮了。趙翼：“明初無加恩致仕官之例。《明史…楊鼎傳》：成化十五年，鼎致仕，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自後多有月廩歲夫之制。……此皆明代加恩致仕官故事，然視唐、宋則甚減矣！”＇116＇唐代的門蔭之法，是依父祖之官而授子弟之階，進而就可候選入仕了，宋代恩蔭也是直接給予官階或差遣的。而到明代，“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一子以世其祿”，是為“蔭敘”；但所敘的只是“祿”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參加考試。而且“後乃漸為限制”，憲宗成化三年（1467年）規定“在京三品以上，滿考著績，方得請蔭，謂之官生”；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又規定，即使三品以上京官，也須三年考滿、得誥命、無過犯，才能自請一子入國子監＇117＇。

歷代成規，期親亡故都是可以離職奔喪的＇118＇，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為避免曠官廢事，定製除父母、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期喪只能遣人致祭而已＇119＇。為了皇上，士大夫只好“以義斷恩”了。明朝武官更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