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此處的“官品”一詞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職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祿位。軍階具有較多功績制色彩，要較多地服從於軍政考慮，它相對較近於那種由君主操縱而依功加授的祿位，由此就蘊含著使之整齊劃一、形成序列的較大動力，以便利於中央權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門品”自是指士族門第，它士族的傳統權勢；門第、中正品、清濁與官品、官職的錯綜對應，乃是一種基於慣例的秩序。士族在其中如魚得水，很容易就能找到應得位置，對自己應該由何起家、由何遷轉了若指掌；但君主的“革選”也很難使之發生重大改變，高門冠冕也不打算使之轉化為“外在”的散階序列，那樣的話，反會打亂傳統慣例中的既成利益格局。

“官品秩序”也就是“官僚政治性質的品位秩序”，“門品秩序”也就是士族門第性質的品位秩序。藉助這個區分，就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北朝文散官的進化因果。文散官在西魏北周脫胎為整齊的散階序列，這得益於軍號與散官的“雙授”和軍號的“拉動”。作為對比，南朝不但很少“雙授”之事，就連散官的階官化、序列化也是步履蹣跚。這個對比是非常有意思的。究其原因，首先江左政治更富“文治”色彩，它因直承漢晉而保持了更大的制度慣性和惰性；進而士族政治造成的“文清武濁”觀念，還使文臣和武將的職類區分變成了一道身份鴻溝，以至南朝武將獲得大夫一類文散號，有時會詫為殊榮，所以“雙授”在這裡不大容易氾濫成災。對士族的傳統門第與中正品、清濁、官品、官職攪成一團的局面，軍號想要“拉動”它們是太過沉重了。江左政權的軍號，可以看成士族等級秩序的一種補充物。士族政治是官僚政治的“變態”，它多少也需要一些功績制支援才能存活。在北朝這就不僅僅是“補充”了。北魏末年，將士們的名號覬覦使軍號、散官的濫授和“雙授”蔚成時風，士庶、文武的堤防都沒辦法阻止這洶湧而來的洪水。孝文帝以來所積累的“門閥化”、“貴族化”因素在魏末橫遭掃蕩，軍功階層的新一輪崛起伴隨著權益的再分配，隨後就波及到位階制度上了。透過“雙授”而被“拉”入階官境界的文散官，被賦予了與軍階相近的特性，例如不是依門第而是依功加授的功績制性質，以及清晰整齊的序列形式。由此，北朝的文散官也超越了“門品秩序”，被接納為“官品秩序”的一部分了。

僅僅從中正品和門品立論，就很容易得出“六朝貴族制”的時代觀感；而在揭示出軍階作為“官品秩序”的存在之後，我們就看到了更多的東西，甚至看到了這個時代的“歷史出口”之所在。北朝的文散官反而贏得了階官化的進步，而且這個進步是透過軍階完成的，南朝在此相形見絀，這一點相當發人深思。

北方少數族政權顯然缺少南朝“文治”體制的慣性和惰性，這就為制度的變異帶來了更多契機。部落貴族當然也是孕育“品位”的溫床，北魏前期的散官相當發達，散號將軍的普授和濫授比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與南朝文化士族佔據要津的情況不同，北朝的“國人武裝…軍功貴族…鮮卑皇權”體制構成了政治結構的主幹，漢族士族是依附於這個主幹之上的，其士族身份更多地取決於當朝官爵。江左由次等士族和武將終結了東晉的門閥政治，重振了南朝皇權＇60＇；但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權和官僚政治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集團之大。南朝皇權的復興是有限的，士族門閥盤根錯節、依然是最有權勢的社會階層。國人武裝和軍功貴族的支援，則令十六國北朝自初就擁有一個強大皇權；騎馬部落對“軍功”的傳統崇尚，使他們更容易把軍號接受為位階；在政治逐漸走上正軌之後，對“軍功”的崇尚就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對“事功”的崇尚。魏晉以來趨於衰敗的專制皇權和官僚政治，遂在北朝逐漸走出低谷而再呈生機；北朝官僚的貴族化程度和“自利取向”比重日趨衰減，而“服務取向”的份量不斷上升。由軍功階層造成的文散官的階官化，就發生於這一背景之中。

北朝政治發展對官階制的影響還不止此。此前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便已顯示了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在官品方面，孝文帝把簡單粗略的九品官品析分為正從18級、30階及流外七品，並把它用於考課進階制度，這是一個重大進步。稍後梁武帝也制訂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之制，但這不過是對孝文帝的東施效顰而已。可見北朝的制度建設已不限於學習漢晉南朝，其創制能力已足夠地強大，已足以向南朝提供製度反饋了。梁武帝借鑑了孝文帝的官品析分之法，但對其考課進階制卻望而卻步、視而不見，從而昭示了雙方官僚政治的不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