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不同。

不過帝國的官僚們總有一種“自利取向”及尋求“貴族化”的本能傾向。隨時光推移，漢代官僚逐漸成為支配階級，在社會上紮下了根基，進而形成了官僚、地主與儒士三位一體的世家大族。這時官僚們必然提出更多的權益要求，希望在規劃等級制時給官僚個人以更多保障。為換取官僚的效忠，漢廷也不斷依祿秩等級向官僚授予特權。同時，“品位分等”確實有其靈活的地方，它在處理能力、功績和年資的矛盾時不乏獨到之處。“增秩”、“貶秩”等做法日益普遍，事實上便蘊含了一種尋求“品位”的苗頭。無論從哪方面看，漢代的等級體制中確已蘊含著趨於“品位分等”的內在動因了。

進之，魏晉南北朝時代演化出了一個以士族門閥構成的官僚群體，這是一個具有強烈身份性和相對“貴族化”了的集團，士族以其門第權勢支配了官僚的銓選，並把祿位佔有視為一種應得私利和身份特權。為在分裂動盪中維繫統治集團的穩定，朝廷必須給官僚更多權益以為籠絡，並儘量從長期合作者的家族中錄用官員，從而使官僚隊伍呈現出封閉性。以至人稱南朝官僚組織與其說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說是“流亡貴族的福利體制”＇58＇。與門閥和皇權的“共天下”以及士族坐享天祿、平流進取的局面相適應，“分官設職”時的“效率考慮”經常讓位於“優惠考慮”。九品中正制、“清途”概念、“清濁”觀念及門第高下相互配合，賦予了官吏個人以凝固的“門品”。士族門閥習慣於尸位素餐，同時每奉送出一頂官帽子便等於增加了一位政權擁戴者，所以沒有多少職掌的冗位冗號，便在職事官之外與日俱增。至如十六國北朝“官”與“職”的分離，比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眾多的部落貴族們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便是“選賢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體制容納不下眾多子弟，然而也不能讓其同於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發著各種爵、位、銜、號而毫不吝惜。這種大異秦漢的“品位分等”格局，是這個時期官僚等級制的最突出特徵，由此劃出了一個特定的階段。

由散號將軍構成的軍階，也是在這個時代發達起來的。大多數討論魏晉南北朝品級秩序者，都把注意力侷限在中正制和門品之上；本書則將拓展視野，給軍階應得的一席之地。軍階與軍職是分離的，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品位分等”制度；它擁有首尾具備的序列形式，與唐代散階已非常類似。而且在魏晉南北朝時代，軍號最早形成為成熟的“本階”；文散官的階官化，是在與軍號“雙授”時拜軍號的“拉動”之賜，才得以完成的。軍階的性質、傾向和影響，與前述與士族政治相關的那種“品位”秩序，存在著某種重要差異，由此便可揭示出此期官階制度演進的又一線索。

軍事領域中功績制構成了士氣和戰力的維繫，而提升軍階便是褒獎將士之良方；軍階便於靈活處理沙場戰功和軍事才能間的矛盾，可以及時酬功遷級而不至變動職任，所以現代軍隊依然採用軍銜制度。這樣的理由，便可解釋漢魏之際的戰亂中將軍號得到迅速發展的情況；兩漢之際劉秀打天下時也曾湧現出眾多的雜號將軍，也是一個平行的參照。進之，儘管五朝門閥的典型形態是文化士族，他們以雄厚文化自重且“重文輕武”，但其時軍政仍是帝國政治的重要領域。地方行政軍事化了，而其後果之一就是都督和州郡長官都把軍號用作位階。田餘慶先生認為東晉門閥政治的條件之一是“流民出力”，即指以流民組建的北府兵構成了江左軍事屏障＇59＇。而武將的身份標誌之一，便是軍階。南朝宗王起家例授軍號，更多情況則是武人依賴軍號而發身遷轉。學者指出，梁武帝大通年間的軍號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間加置了十六班共160號軍號，其目的就是拉長寒人武將的仕進之途。這樣看來，軍階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出於軍政的需要，具有功績制的色彩；軍階並未被士族所獨佔，並不是個專意維護士族政治的制度。士族的高貴地位，主要體現於對文職高官和“清華”諸官的獨佔，他們的軍職和軍號只是佔有“清官”的“延伸”。

這樣，就有必要把兩種不同的“品位分等”清晰區分開來：一種是由士族門第、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濁概念等等構成的，另一種由將軍號構成。前者“散漫”地存在各種慣例、選例之中──這“散漫”二字是相對於後者軍階而言的，相形之下，軍階則採取了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外在形式，這與唐代的散階更為接近。儘管它們都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以藉助引喻來以示區分：前者是以人的“門品”為中心的，後者則是以人的“官品”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