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色彩。但從另一方面說，無論唐也好、宋也好，其時的“本階”畢竟都是以“人”為本的，從而有異秦漢祿秩從屬於職位的情況。鄧小南先生指出：中晚唐的“職事官通用為賞”造成了職事官的冗濫猥雜和隊伍分化，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帶本官充他職者，更有坐領俸祿者，這成為宋代以職事官為階官、以差遣任實職的直接原因＇71＇。孫國棟先生也曾論及：唐代用以敘品階的散官，由於後來授受太濫，不為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職事官作為賞功勳、敘位望的空資格＇72＇。唐代作為階號的散官本來就官職，中晚唐敘品階的散官猥濫了，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某種官職來敘品階、系祿位；承唐而來的中央職事官“冗濫猥雜”，到了北宋依然無法克服，其實反映了兩朝政治情態的一脈相承處。從專制和行政角度看“職位”首先是一份責任，薪俸能少給就少給以省錢增效；而從官僚私利看“職位”首先是一份享受、榮耀和地位，儘量多拿錢不幹事才好呢，能讓兒孫接班就更愜意了。假如後一要求佔了上風，就可能導致“以官為階”的變遷，官職本身變成了品位。唐宋的“階職分立制”，都對應著其時官僚較淡薄的“服務取向”和較濃厚的“自利取向”，因而都可視為歷史發展中官僚所獲特權的一部分。

可以用更多事實，來旁證唐宋官僚為一己權益獵取了更大保障，獲得了“自利取向”的更大空間。宋人洪邁說：“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並舉李端願長達凡41字的頭銜為例：“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73＇。其實自南北朝到唐、宋都是如此，不只是晚唐、五代餘習，且超過41字的都不算希罕事。官僚結銜時的成串成堆名號，諸如“使持節特進侍中太尉公尚書令都督冀定滄瀛幽殷並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並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大酋長大都督散騎常侍御史中尉領領左右駙馬都尉南趙郡開國公”、“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駙馬都尉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贈太師”、“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之類──要是像今天那樣印成名片的話，非得印成那種摺疊式的不可──以及散官、勳官、封爵、檢校官、寄祿官、祠祿官、加憲銜、功臣號、提舉宮觀官等充斥於職位之外的情況，都是秦漢官僚所夢想不及的。秦漢帝國還未及炮製出花樣繁多、五光十色的名號頭銜，來滿足官僚們的誇示榮耀與維繫品位的需要。

唐代科舉制的加速社會流動之功，歷來為人矚目，但絕不能以此低估了門蔭和世襲的份量。愛宕元說：“唐代前期，官僚化的主要傾向是靠祖、父的官蔭而入仕。”＇74＇吳宗國先生指出，在唐初的官吏選拔上科舉並不佔重要地位，唐後期進士科又“變成了公卿大臣用來世襲高位的工具”＇75＇。將之與宋代“恩蔭之濫”一併觀之，則唐宋官僚的“貴族化”宛然在目，儘管宋代其“貴族化”程度又低落了不少。南北朝出現以官當刑的“官當”制度，到了隋唐就更臻發達了，職事官、散官、衛官及勳官一一折算、毫不吃虧，甚至歷任官都可當罪，以官當罪者期年後但降先品一等敘，從此又可消受種種特權了。宋代官員也不遜色，同樣可以用現任官或歷任的官、職、差遣抵徒罪若干年。唐代的“以理去官”之制，給了那些無罪過離職的官員以更多保障。對解職官員依舊擁有特權的制度，瞿同祖指出這顯示了“官職是一種身份”，並進而評價說：唐宋“辦法較前代為複雜，而對於大官的優待亦較前代為厚。……唐、宋官當法優禮官吏可謂無微不至”＇76＇。唐代對官員實行退休時贈以高一級散階的做法＇77＇，唐宋官僚在致仕後都享有半俸待遇，宋代官員還可享受“致仕蔭補”、申請恩例，還有“加官致仕”或“帶職致仕”制度，退休時升遷寄祿官一資或一階，甚至還有升二等、三等者＇78＇。趙翼有論：宋代制俸“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79＇這與秦漢君王“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正成對比。有的學者認為，漢代不僅小吏，甚至高官月俸亦較唐宋微薄。當然宋代的經濟有了不小發展，大官小官們沒功勞也有苦勞，其待遇也該比漢代豐潤一些，“先富起來”；然而其時官僚待遇，是與經濟發展不成比例地膨脹開來的。宋王朝官額之冗，宋人都嘆為“病在膏肓”＇80＇，其祠祿之制、恩蔭之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