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但與此同時，它也具有劃分高階和低階文官的積極意義，所以某些現代國家中仍然有類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經反饋到南朝，這一事實提示我們，對此期的制度傳播和互動，應該給予足夠的注意。這種互動也存在於北齊與北周之間。西魏北周順應魏末的濫授和“雙授”，發展出了文武散階並立的體制，並令官階與軍階一致化了。對這個進步，東魏北齊拒絕了前者，卻學習了後者。這與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創十八班，卻拒絕了考課進階制的做法相類，都屬於政治文化差異而導致的制度接納和排斥。西魏北周顯示了濃厚軍事立國傾向，承魏末積習繼續向將士“雙授”軍號與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東魏北齊政權則繼承了洛陽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傾向於維繫“正規”和“常態”，包括散官的傳統性質和文武職類的嚴格區別，當然客觀上這反倒阻礙文散官的進化。

討論至此，我們業已涉入“東西南北”（北齊、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動與隋唐制度淵源問題了。以往有一個通行的敘述模式：北朝在漢化程序中不斷學習魏晉南朝，隋唐採北齊及南朝制度而不採北周。然而我們的南北朝官階制研究，卻提供了一些不盡相同的事實：北魏的官階改革反饋到了江左，西魏的軍階改革反饋到了北齊。隋廷面對南北及東西三方面的制度資源，其官階制呈現了大幅度的動盪搖擺，最終在唐初定型的文散階、武散階及勳官並立之制，最早是在北周初具形態的。概而言之，就“東西”而言，北周對唐代散階制的影響更大一些；就“南北”而言，北朝對唐代散階制的影響更大一些。

北周對隋唐的制度影響還不只散階制而已，還見於兵制、爵制、法制、官制等更多方面。這說明北齊的制度和文化水準雖勝北周一籌，但北周官僚政治也並非一無可取，其探索創造之中，仍然包含著足以令北齊取法和隋唐繼承的地方。學者或說北周的政治文化精神對隋唐社會文化的影響最大，或說宇文泰、蘇綽改制有“重開中國歷史之光昌盛運”之功，這都可與“東西”制度異同優劣問題一併觀察。至於在散階制、考階制，以至法制、監察制、學校制、均田制、府兵制眾多方面，北朝都深刻影響了隋唐制度，則顯示了北朝相對於南朝的更大政治活力。有的學者甚至指出，就是在文學方面，到隋、陳對峙時北方也已勝過南方了。

在南北朝史研究上，學界現有“南朝化論”和“北朝主流論”二說。看上去矛盾的這兩種說法其實可以並存互補、相得益彰。“南朝化”論指出，隋唐以來的經濟文化發展上承南朝，而來源於北朝部族傳統的那些特點則日趨淡化。這個論斷符合各少數族政權入主中原後的一般發展趨勢，即“漢化”或說被華夏文化所同化的趨勢。而“北朝主流論”則揭示，華夏政權每每週期性地由盛而衰，而振作衰頹的動力有時就北方少數族的入主，異質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融合。魏晉南北朝這個帝國體制的衰敗時代，最終以北朝為其“歷史出口”，就證明了這樣一點。具體到本書對官階制的考察，同樣印證了這一事實。作為唐初散階的直接來源，北朝是“主流”之所在；但此期散階發展以武號為主導，散階的授予以武人為物件，這畢竟顯示了北朝的軍功貴族政治並非傳統政治的“常態”。世入李唐，文散階逐漸凌駕於武散階之上，文臣逐漸凌駕於武將之上，這便是“南朝化”意味的動向了。既非北朝的軍功貴族政治，也非南朝計程車族門閥政治，而是專制皇權所操縱的“士大夫政治”，最終主導了隋唐散階的發展方向。

較之漢代祿秩等級的“職位分等”性質，唐代散階制屬於“品位分等”，但由前者到後者所經歷的並不是一個線性的演進，中間還隔著一道魏晉南北朝的曲折。在為中古時代區分了兩種“品位分等”之後，便可為唐代散階制更準確地定性定位了。相對江左五朝的維護士族門閥的“門品秩序”，我們把軍階和北周的文散階另行稱為“官品秩序”，後者更富於功績制色彩。唐代的文武散階，上承的乃是北周的軍階和文散階，它顯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迴歸於官僚政治的範疇之內了。唐代以品級、本階、勳官、封爵等與職事官相互為用，這是一個更復雜的複合體系，它為帝國的官員管理提供了更靈活的手段。正如王德權先生的論述：唐制“將‘考績’與‘散階的升降’緊密結合，而散位的高低具體地反映在各種官人待遇的等級中，形成‘考績…散階…待遇’間的密切聯絡：考績優則升其散階，散階升則提高待遇。若將唐制特別強調考績一事置於此一聯絡里加以觀察，就顯得是極具意義”，這“正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