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東漢尤為盛行，一直到唐代還是主要的識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一中說：“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作為一種兒童讀物，其使用時間之長在世界教育史上實屬罕見。《急就篇》在我國古代識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其編寫體例和內容對對後世童蒙教材和國外的小學教材都有很大影響，後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等都受其影響。此書自成書後就被廣泛流傳，並被傳播到中國周邊國家。這本書曾經流傳到日本，併產生過很大影響，如日本的《官話急就篇》就借用了此書的名稱，採用了與此書相似的體例。

西漢時期民謠頗盛行。這些民謠是當時社會現實最尖銳、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強烈的諷刺性。漢武帝寵愛衛子夫，衛氏一族權傾天下，當時有《天下為衛子夫歌》：“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漢成帝時外戚橫行，民間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西漢後期奢靡之風日盛，長安童謠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這些歌謠對於廣大人民認識社會的本質有極大的教育作用。

第三節東漢時期的詩歌教育

西漢末年，朝政腐敗，土地兼併十分嚴重，社會動盪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亂，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赤眉軍、綠林軍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漢皇室劉秀依靠地方豪強勢力，利用農民起義軍的勝利果實，建立了東漢王朝。光武帝劉秀懲治貪官汙吏，減輕農民負擔，社會逐漸安定，經濟走向繁榮。東漢繼承了西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興”之後數十年裡，東漢保持了興旺的勢頭。首都洛陽人口多大百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其富庶繁華遠遠超過西漢首都長安。東漢元興元年（105年），蔡倫總結前人經驗發明了造紙術，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傳播。元初元年（117年），蔡倫負責監典校訂經書，將所抄副本頒行各地，形成了大規模用紙抄寫儒家經典的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東漢中期以後，由於皇帝年幼，國家政權逐漸被宦官操縱。隨著士人階層的壯大，特別是豪門士族力量的壯大，士人的集團意識日益強烈——他們要求與皇權達成某種平衡，強調“士大夫”對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堅決反對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團、外戚集團與皇權專制、宦官專權鬥爭非常激烈，“黨錮之禍”不斷，導致東漢中期以後上層權力結構很不穩定。桓靈之世，宦官對士人集團的打擊日益殘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黃巾軍大起義的衝擊下，東漢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漢代的儒學自西漢初年就分成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派。西漢200多年間，一直是今文經佔統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經學博士均為今文學家。西漢末期，劉歆向皇帝建議將古文經列入學官，但遭到今文經學博士反對，從而引起雙方的激烈鬥爭，直至東漢末年鄭玄雜糅兩派學說，這場鬥爭才暫告結束。今文經學是官方學說，偏重於政治上的實用性，多講陰陽災異、天人感應。古文經學是民間學說，雖注重闡釋經書的政治和倫理原則，穿鑿附會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進一步滑落為“讖緯之學”，脫離經書，專門偽造和推究神秘妖異的預言，其愚昧繁瑣，導致今文經學的進一步衰落。東漢滅亡後，儒學整體上衰微，其中今文經學趨於滅絕，古文經學則仍保持著雖非統治性的卻仍然重要的地位，併為後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詩經》來說，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日漸興盛，併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人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漢代是我國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過渡時期。當時雖還沒有形成後世關於“文學”的觀念，但卻已把詩賦作為一個門類，並把《詩經》作為楷模。《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評《離騷》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在漢代文學中一向並不顯得重要的詩歌創作，到了東漢中後期，由於樂府民歌的長期影響與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始出現初步興盛的局面。四言是《詩經》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詩歌的主體。但從東漢時期起，四言詩在詩歌中的主體地位就逐漸被五言詩所取代。漢代以後，四言詩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