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崇寧興學”，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有學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停罷科舉，在各州縣普遍設立學校，由學校選拔人才，學校教育達到極盛時期。《宋史…選舉志一》說：“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除了從國子學到縣學的各級官辦學校外，私立學校也日益興盛。官學、私學與書院構建了宋代的辦學格局。宋代書院尤盛，一般皆選山林名勝之地為院址，蒐集圖書，延聘學者，聚徒研習儒家經典，講授孔孟學說。聲名最著者為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書院等“四大書院”。南唐的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北宋改稱白鹿洞書院，就是著名的藏書與講學之地。四大書院的規模和學術水準都堪與官辦學校媲美。宋代學者普遍重視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為中國文化教育高度發展的時期。

在繼承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宋代科考的內容和側重點不斷變化，時而重經文，時而重詩賦，時而重策論，但詩賦始終受到文人的重視。宋代科舉實行彌封制度，進士及第都要透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每科所取的人數常超過唐代十倍，科舉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廣泛開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於科舉一路，“學而優則仕”得以真正實現，社會門閥勢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趙恆的《勸學詩》（又名《勵學篇》）為讀書人描繪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因而當時士人皆以讀書為第一要務。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都出身於寒微家庭。宋王朝優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優，其它朝代都難以相比。宋代對待文人的政治環境相當寬鬆。據說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如呂蒙正天天吃雞舌湯，宋祁夜夜擁妓豪飲，文人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強化的專制社會，宋王朝透過科舉加強了對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學為標榜，同時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趨向在這時開始形成。從維護高度專制的政權出發，大多數士大夫以儒學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學的優勢地位，也對儒學加以適當改造，希望以倫理道德的內化來解決社會矛盾，儒家倫理觀念被不斷強化。宋代科舉考試的內容自真宗以後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於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籍不合儒學的都不許採用。自仁宗以後，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語文教育，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詩經》被確定為“十三經”之一，詩歌教育的內容、形式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個思想統治開始嚴厲的時代。熙寧年間，蘇軾就因“烏臺詩案”被捕受審而險些喪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學術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報國的前提下確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輕感情，個性內斂，“修身齊家”成為文人的自覺追求。這種思想傾向對宋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主導性的影響，文學被當作政治與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學就是在儒家思想約束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宋代文學、尤其是被視為正宗的詩文中常常充滿政治說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學又有了新的發展。古文運動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後，得到宋代作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的熱烈響應，他們更加緊密地把道統與文統結合起來，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為具有很強的政治功能而又切於實用的文體。城市和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和市民文化的興盛。戲曲、說話等通俗文藝在宋代也有迅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話本和諸宮調、雜劇、南戲等戲劇樣式為代表的通俗敘事文學，從而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長於抒情而短於敘事、重視正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的局面，併為後來元明清小說、戲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詩歌方面，注重反映社會現實，題材、風格傾向於通俗化，這種趨勢最終形成了與唐詩大異其趣的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