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事。”元代將書院的“山長”由原先的民間推選改為政府任命，強化了對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學校教育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規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禮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又名《讀書日程》）。程端禮（1271—1345）字敬叔、敬禮，號畏齋，慶元（今浙江鄞縣）人。他15歲時能記誦《六經》，治朱子之學。歷任建平、建德縣教諭，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眾。著有《讀書日程》、《春秋本義》、《畏齋集》等。《讀書日程》其實是程端禮按照科舉考試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學計劃，他將“四書五經”作為學童八歲之後、十五歲之前的主要學習教材。程端禮規定了學習“五經”的具體方法，如：“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位元組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位元組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位元組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他特別強調了抄讀和誦讀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註釋為核心博覽各家註疏。他還主張：“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他為了強化經學教育，就削減了詩歌教育。這個《讀書日程》本來是程端禮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學程式和計劃，當時曾被元代國子監頒行各地各級學校，由此可見當時官辦學校中詩歌教育的不利處境。《讀書日程》對元、明、清三代的私學、官學、書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鑑意義。

受宋代影響，在元代的蒙學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三字經》、《名物蒙求》、《千家詩》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詩》、《千家詩》仍然是主要的詩歌讀本。屬對、讀詩仍是最基本的學習內容，而這兩者正是作詩填詞的基礎。由於理學成為官學，“四書五經”不僅成為官學的主要教材，也滲透入蒙學教育中，儒家的“詩教”傳統得以進一步繼承和發展。

元代民間歌謠流傳下來的並不多，目前發現的僅有二十餘首。從這些數量有限的歌謠中，依然可以發現元代民間詩歌教育的一些情況。由於元代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這些歌謠往往是百姓憤怒的呼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戰鬥性，同時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動教材。一部分歌謠深刻揭露了元代社會的黑暗。如“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九“攔罵上書”條）這首歌謠透過強烈的對比揭露了元代貪官汙吏橫行帶給百姓的苦難。如“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葉子奇《草木子》卷四）這首歌謠直接揭穿了統治階級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雲：‘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在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下，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起來造反。一些歌謠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決心。如《樹旗謠》：“山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黃溥《閒中今古錄》）《元史…五行志》載：“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謠雲：‘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謠雲：‘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十年，河南、北童謠雲：‘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師童謠雲：‘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陶宗儀記錄的《松江民謠》則進一步熱情讚揚了起義軍：“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紅軍府上坐。”（《南村輟耕錄》卷九“松江官號”條）歌謠中洋溢著民眾的歡笑。由此可見，民間歌謠既是民眾自我教育的生動形式，也是民眾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現了一部唐詩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