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江西省拿獲已正當逆匪杜世明案內夥匪吳洪竹其人，入會之人，都要扶助朱洪竹，並山東有個萬大哥，那裡人勢更強等語。……今林應偉收藏鄭瑞觀簿本，亦有李朱洪竹、萬大哥、順天等字樣，似系沿習舊聞編造哄誘。”＇122＇我們從阿林保所說“內有悖逆語句，殊堪髮指”的話，可以窺見林應偉得到的這個會簿是充分反映了天地會政治宗旨秘密檔案。而且，其中還有“西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朱洪竹、萬大哥和天地會詩詞。它不是楊光勳所立的那種單純花名冊的會簿確定無疑。鄭瑞觀向林應偉交待，這個會簿是他在丙辰年抄得的“天地會相傳舊本”。這裡所說的丙辰年，即嘉慶元年丙辰（1796）年。因此，可以肯定，鄭瑞觀傳與林應偉的會簿至少是乾隆年間流轉的“舊本”。

嘉慶十五年（1810年）福建巡撫張師誠奏，在福建汀州破獲鍾家旭結拜天地會一案，並搜繳《花帖》等物。鍾家旭即鍾振，籍隸長汀，曾聽從謝佩成加入天地會。十年（1809年），謝佩成“給鍾家旭結會花帖一張，稱系江西人曾德廣所傳，照此抄寫，便可自行傳徒，……帖內所寫祖在甘肅及洪祖師萬大哥”，及“五房吳天成、李色弟等姓名”，“系天地會相沿舊名”。清政府反覆鞫訊，“鍾家旭堅供，謝佩成給帖之時，只說系會內相傳名字，小的都不認識。至順天兩字，謝佩成說會中本有此號，並非新編。”＇123＇

張師誠指出，“歷來起獲會本，詞句大略相同。”鍾家旭花帖“系沿習舊聞，”“輾轉流傳，混行抄寫。”＇124＇曾德廣、謝佩成、鍾家旭輾轉傳抄的這個花帖會薄，也不是嘉慶年間的產物，而且，從會簿中記有五房及祖的甘肅、萬大哥等名字看，這是一本載有天地會起源傳說內容的會簿。這裡，我們不必再去引用更多材料，就拿嘉慶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搜獲的姚大羔《會簿》來說，它也不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的作品。這個《會簿》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在武緣縣簡興福家查獲的。據成林奏稱，“姚大羔籍隸廣東平遠縣，來至武緣裁縫生理。”＇125＇嘉慶十五年五月，吳通貴遇見姚大羔，共談貧苦。姚大羔告知，他“在廣東稔悉結拜添弟會”，邀約吳通貴、簡興福、林國祥等結拜天地會。清政府搜獲的會簿就是姚大羔轉交簡興福收藏的。而在此之前，姚大羔還邀約譚訓誥等六人入會。姚大羔在武緣縣多次糾人結會，先後參加結拜者共六十餘人次。每次結拜都給眾人三角木戳、紅布各一塊。紅布上載有乾隆年間就已流傳的天地會詩詞。姚大羔所給紅布，作為拜會憑據，囑令會眾收藏，“勿使人見”。清政府多次提審收藏紅布的被捕會員，都堅供“共會簿一本，伊等從未見過，姚大羔亦未向其告知。究竟得自何人，作用用處，實難指出。”＇126＇可見，象那當然在羔那種《會簿》是秘不示人的。即使一般天地會員也是見不到的。由於姚大羔被捕後“於解審中途病故，無從根究”，給我們查究《會簿》的由來帶來了困難。但是，我們根據成林奏摺可知，姚大羔在嘉慶十五年（1810年）來到廣西武緣之前就在原籍廣東參加了天地會。仔細研究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這個《會簿》原件，當系姚大羔輾轉傳抄之物。《會簿》中的許多詩句，諸如“木立鬥世知天下，順天行道合和同”、“三姓結萬李桃紅”、“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等，早在乾隆年間就已流行。“五票頭”在陳爛屐四軍旗上已經出現。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定，這個《會簿》乃是據嘉慶以前天地會“舊本”輾轉抄傳而來。

總之，以上大量事實雄辨地證明，自康、乾以來，天地會內部一直流傳著內容十分豐富、政治色彩極其鮮明的秘密檔案，它不僅僅是隻開列會員姓名、住址那樣一種會簿花句冊。這些檔案，經過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輾轉流傳（包括口頭流傳），多次易手，不可否認曾經後人加工修改。天地會本身的發展變化，也必須要不斷地充實豐富其內容。加之天地會會眾彼此之間思想文化水平等參差不齊，輾轉傳抄之本也會存在繁簡之別，謬誤之差。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勿視它是相沿抄襲“舊本”的基本事實，甚至把它看成僅僅是嘉慶乃至咸豐、同治年間的產物。既然如此，利用這些檔案研究天地會的起源，就不是什麼“用後世產生的史料，證明前代存在的歷史。”我國封建文化典籍，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真正屬於當時當地歷史人物所留下的第一手原始記錄畢竟有限。今天，我們研究某些歷史問題，往往要藉助於後人的有關記載。而且，有些問題甚至只能藉助稍晚的重要史籍去揭天前代歷史之謎。否則，很難越雷池一步。因此，一般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