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當佛教在第一世紀被介紹進入中國時（按照某些中國記載，大抵是在主後一年，雖然沒有確實日期），佛教已在印度的大部分及中亞細亞很興盛，特別是在阿蘇卡王統治之下（主後二七二至二三一年，摩利亞帝國的皇帝）。一箇中國皇帝正式派遣一位使者去西域，在主後六十五年把佛經帶回，但為佛教在中國民間廣佈開路的，是在四世紀、五世紀及六世紀約五胡對中國北方的佔領。某些龍門及雲崗的偉大雕刻品是始於那個時代。主後四百年，大部分中國北方的中國家庭都已成為佛教徒。中國和尚法顯在主後三九九年到印度去，而在十五年後把佛經帶回來。印度和尚鳩摩羅什——佛經最早的翻譯者，在主後四○五年被中國西北一個王國的統治者立為國師，而他的工作在中國流行宗教中，結出永恆的果實。六世紀左右，佛教已廣佈在整個中國，雖然短期間有來自儒家學者或某些統治者的迫害，它已表露出自己是一個龐大的勢力。從印度出發，蔓延至錫蘭、緬甸、暹羅、阿富汗、土耳其斯坦、西藏、中國，且遠至高麗。從五一七年至六一八年的一百年間，佛教大藏經已經出版了五種版本。且在六世紀最初二十年間，傳說最多的達摩取道錫蘭來中國成為禪宗的始祖，一位著名的皇帝梁武帝，曾兩度剃髮為僧，由他的朝臣們苦勸才不情願的離開和尚寺。

對佛教的翻譯及研究在第六世紀奠定了基礎。想把大乘和小乘作具體表現的著名天台宗在這個世紀作了有系統的說明。然後在第七世紀，哲學的華嚴派建立（現在應用的華嚴經版本，是由自大狂的武則天女皇下令作第三次翻譯，在主後六九九年完成。武則天僭稱佛身臨凡，而偽造一部佛經來支援它）。同時最著名的中國譯經者唐三藏，曾到阿富汗及印度十六年，於主後六四五年帶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經回國。這些佛經，他花了一生光陰和他的助手在朝廷的資助之下譯成中文。同時在這個世紀，有很多日本學生來到唐朝的京城長安研究佛教，且把佛學帶回日本（佛教已經由高麗滲入日本）。接近主後八百年的時候，十個佛教宗派已經完成，其中八個屬於大乘，兩個屬於小乘。小乘宗派（以巴利語為基礎），或初期的，或古典的佛教在十世紀完全絕跡，不能與能引起大眾興趣的大乘宗派相競爭，尤其是溯源於鳩摩羅什的“淨土宗”。

這種發展的結果，在哲學方面與起了天台宗，我可稱它為歷史學派。它想調解大乘和小乘的不同解釋，認為都是表達佛教的同一真理。華嚴宗有一大堆聖詩及禱文，但這些東西在其把一切東西及本性併入於太初“一”的基本教義上，清楚顯示出老子及莊子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禪宗的原則可以直接溯源於莊子，而本質上是中國精神的產品，特別是莊子的幽默和對邏輯的否定，在佛教哲學之下發生作用。在民間方面，有一個上文已經談及的淨土宗，民間十分需要它。民間的想象力特別被一位男菩薩觀世音所抓住。這位菩薩為人生的苦難所感，自願不進入涅槳的幸福，回到人間直至把眾生救盡為止。他然後變形為一個女神觀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女神），成為中國最流行的女神。（比較亨利·亞當在“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一書中，十一至十三世紀同樣的崇拜在歐洲發展的研究。）自此之後，觀音對群眾想象力的把握，因為她的慈悲，成為無可抗禦。我們必須提及念魔咒及作近乎降神術表演的真言宗。它在西藏及青海（班禪及達賴）有堅固的立足點，不能予以輕視，因為它是一個活的勢力，有保持完整的修道院教育與訓練——一般來說比中國其它部分的流行佛教儲存得好得多。

所有這些話，我不是談及在藝術及雕刻上佛教對中國的影響，而是談及它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並且反過來談及中國人把佛教演變成合乎他自己天性的情形。我在上文曾提及佛教形上學封宋朝新儒學者的影響，（主後九六○至一二七六）佛教哲學繼續改變中國人心，直至儒學家為繼續存在起見，不得不考慮它且和它和解。雖然儒家的正統派常常攻擊佛教為一種“外國”進口的宗教，佛教加深了中國的哲學且領導它注重意識、實在及心的問題。

新儒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孟子的作品，禮記中的兩篇：大學與中庸，連同論語，合為給中國每個學童誦讀的四書。第一本書“大學”，是以這幾句話開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如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所有這些話，其中有令人驚異的佛教含義。那個“止”字和天台宗用來簡括說明它首要教義的是同一個字。“至善”，朱熹用佛教的方式解釋為“止於至善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