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賭博，需要找一個能賭的地方和能賭的專案。”馮侖認為，這就是中國企業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十三大的報告上，提出了一個簡練而激盪人心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在當年年底，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領導人殷殷期盼著人民生活水平能夠大幅度提高，而這也正是黃光裕之類創業者事業蓬勃發展、財富迅速增值的巨大源泉。

天時地利人和，驅使黃光裕改行做電器（1）

可以看出，黃俊欽在呼和浩特被抓一事，對黃氏家族留下了驚恐的心理陰影，所以黃光裕初次來到北京，也曾試著從事服裝甚至飲食等傳統行業，以規避那些風險太高的行當，但現實卻最終擊破了他的安分之夢。正如馮侖所說，因為“自有資本金來源於高利貸所造成的暴利傾向，加上男人的冒險心理驅使”，迫使黃光裕再次把目光投入到高風險、高利益的電器行業。

當然，驅使黃光裕做這種改變的，還有幾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去做電器佔了“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首先是天時。1987年的中國經濟，在一片喧囂和無序中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上。從國內來看，人均GDP進入到400…1000美元這個區間，這標誌著中國社會已經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軌，而這個區間常常是社會的不穩定期，當時32歲的復旦大學副教授王滬寧稱之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定”，特點是：民眾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費慾望膨脹，而社會體制卻相對滯後，國家的宏觀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變的產業形勢；從國際上看，這一年，日本的國民總資產超過了美國，成為了世界最富的國家。而前蘇聯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正在發起一場前途未卜的變革，他在自己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警告：“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局勢包藏著發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日本的崛起、強大與前蘇聯領導人的提醒，也給了中國緊迫的危機感，以至於有識之士撰文疾呼：“加快改革！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20世紀80年代初，也是中國人告別沉悶的灰色年代，開始接觸五彩繽紛的娛樂生活的時期。1983年，港臺劇《射鵰英雄傳》被引入大陸電視臺，一到播出時間便萬人空巷；也就在這一年春節，央視的春節晚會在青澀、簡陋中登場，以後愈演愈烈，成為中國人最好的“精神年夜飯”；1985年，來自於日本的電視劇《阿信》和動畫片《一休》、《鐵臂阿童木》等如颱風般刮過大陸；1986年，瓊瑤的《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等讓無數痴情少男少女痴狂；1987年，《紅樓夢》、《西遊記》等國產經典電視劇橫空出世……而這一切，都有賴於電視機這種載體，這直接刺激了人們對以電視機為首的家用電器強烈的消費慾望。

1987年，也被視為中國企業家的年代。就在這一年，馬勝利成為改革的典型，柳傳志推出了聯想微機，宗慶後、懷漢新、任正非等開始創業。也就在這一年，達能、雀巢、聯合利華、摩托羅拉等跨國企業湧入中國，肯德基把它在中國的第一家店開在了離國美電器珠市口店不遠的前門。

政策的相對寬鬆，也導致了民營經濟蓬勃地生長。幾乎一夜之間，鄉鎮企業在蘇南、溫州等地從石頭縫裡迸出。在改革開放後，率先提出了“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於1986年初春來到偏遠的溫州。這位76歲的老人一口氣走訪了溫州四縣五鎮，並參觀了市區的兩個街辦廠。費孝通回來後，在《瞭望》雜誌上發表了《小商品、大市場》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倒不在於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啟用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大市場，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流通網路。

天時地利人和，驅使黃光裕改行做電器（2）

但在欣欣向榮中，也摻雜著雜亂無序。早在1979年6月，有“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被*親自邀請到中國訪問。中國領導人的謙虛和誠懇，引發了以松下為首的一輪日本公司投資中國的熱潮。從此，日本商品、尤其是電器，如潮水般湧向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