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無一例外地行動了，也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還犧牲了幾名黨員。

這期間最成功、影響也最大、到了還是失敗了的是策動葦沙河偽軍譁變。請看抗聯退到蘇聯後寫的、應該說比較原汁原味的《抗聯三軍史略》中的兩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們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堅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葦沙河“滿”軍中組織了三百餘名滿軍譁變。這一譁變不僅鼓起了中東路沿線的民眾更洶湧的救國熱潮，也不僅鼓起了紅槍會及反日山林隊的鬥爭情緒，而且對“滿洲國”實力給以很大的動搖。珠河反日總會當時為加強在譁變隊伍領導，為勝利進行反日戰鬥計，即刻選拔張連科、金策等十餘名同志到該譁變部隊中去工作，把它變成工農革命軍的團部，一個營、四個連，在“創造蘇維埃紅軍”的口號之下開始行動著。

我們在這一部隊裡著手工作不過半個月，與官兵關係逐漸疏遠，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的口號和行動方法。這主要因為當時群眾只知抗日，不知“蘇維埃紅軍”是什麼。就是說，群眾的迫切要求和我們所提出口號不同之故，因而我們同志再不能照舊在該部隊裡繼續工作了，就號召受我們影響下的三十餘名士兵群眾，孤樹起珠河工農革命游擊隊的旗幟。這樣分裂後，不過一個星期，又與在我們影響下計程車兵群眾發生意見衝突，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了。我們誠懇承認，這種分裂，並不是群眾與我們分裂，而是我們因固守北方會議路線的口號所製造的分裂和失敗。

“北方會議”把自己的巴彥游擊隊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隊伍裡搞這一套，行得通嗎？

“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的時間是5月1日——就是這一天，珠河中心縣委接到滿洲省委轉達的“1·26”指示信。

這年春天，珠河中心縣委又派幾名黨員到“朝陽隊”中工作，與“獨行俠”趙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這時已經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抗戰路線，還是“北方會議”那一套，等待著即將正式組建的珠河游擊隊的，會不會還是巴彥游擊隊的結局？

“朝陽隊”秧子房掌櫃的李啟東，近四十歲的樣子，中等個頭，圓臉，挺壯實，沉穩樸實中透著成熟、幹練，頗得孫朝陽的信賴。

“秧子房”就是關押人質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質，那時都叫肉票。“掌櫃的”就是管事的、說了算的人（那時夫妻之間，妻子稱丈夫也是“掌櫃的”、“當家的”，丈夫稱妻子“屋裡的”）。鬍子的組織結構，頭領叫“大當家的”，如有副頭領則是“二當家的”，下面分為“裡四梁”、“外四梁”。“裡四梁”，一是“炮頭”，即帶隊打仗、衝鋒陷陣的人，要槍法好，生死不懼；二是“糧臺”，管理鬍子吃喝的頭目；三是“水香”，掌管紀律和站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軍師，有文化，會掐算，鬍子行動都由他推算黃道吉日，奔哪個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鬍子的主要活動方式和進財之道就是綁票，因而秧子房掌櫃的權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寫過了，即能言善辯、在票主和鬍子之間往來周旋的人，當然是為後者盡力了；三是“探千的”，搶劫前負責偵查、打探訊息的人；四是“字匠”，綁到票後，給票主寫信，陳說利害，讓其拿錢贖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陽隊”雖非純正的鬍子，但也因襲了鬍子的一些東西。

李啟東是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受縣委派遣，與李根植、姜熙善、樸吾德、樸德山等7人參加“朝陽隊”，做秘密工作，意在組織黨獨立領導的反日武裝。“秧子房掌櫃的”這個角色，本來就挺引人注目，更兼這7個人都是朝鮮（族）人，那漢話說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兩語就聽得出來。那時各地黨組織中朝鮮人居多。趙尚志當然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留意這幾個人。

“朝陽隊”中認識趙尚志的，都覺得這個馬伕挺神秘的，在李啟東等人眼裡就不能不畫個問號：這人是不是個共產黨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時向中心縣委報告。

幾十年後，有關黨史專家調查採訪時，有人說趙尚志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缺點是冒失。有了兩次坐牢的經驗教訓，這個馬伕在“朝陽隊”的“地下工作”就顯得比較老到、縝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尋對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覺，就能碰出火花。待到賓州之戰後孫朝陽兌現諾言，這參謀長和秧子房掌櫃的之間，雖然難以說道明白是種什麼隸屬關係，畢竟可以公開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滿洲省委回覆了珠河中心縣委的報告，就什麼都明白了。縣委把那個頭、形象一說，這人除了趙尚志，還能是誰呀？

出師未捷，先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