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

1939年4月12日，侯啟剛被撤職並開除黨籍。

侯啟剛有病，已知的是風溼病和三叉神經痛，有人說還有別的什麼病。而老人們談得最多的，是他有時精神不大好，瞅著瘋瘋癲癲的，自稱“東方斯大林”。還說他到10軍當政治部主任時，提出取消“挑槍片子”和勤務兵制度，遭到反對，不得不離開10軍。

1938年（無月日），《侯啟剛關於經費、北滿吉東黨路線的統一及幹部任免等問題的意見給金主任的信》中，說：“我病狀光怪離奇，什麼都說，說過都知道，工作熱情較前增加十倍，身體不覺壞，每日睡兩三個鐘頭，但精神並不壞。”

趙尚志曾想讓他到6軍任政治部主任，他說不行，我軍事上沒把握。他從未認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為“啟剛路線”的《意見書》中，他說：“此信我自己負整個責任，最近必交北（滿）省（委）和軍政治部核閱，我相信最低是近於絕對正確的。”

幾年來我以不應有的態度小看過誰？我逢迎過誰？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訴人也不必都告訴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過。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實現了我的政治意見就行。

我認為我正確時，我從來就未讓步過一次。

我目前寧肯受省委處分而保留馬克思列寧主義。

因為不然，不光是對思想變節，也是對組織欺騙。

侯啟剛是進關找黨組織途中受到誣陷自縊而死的，時年三十三歲，或者三十四歲。

後面將要寫到，北滿曾有幾個人對所受處分不服氣，有的想進關去延安找黨中央，有的過界去蘇聯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其中，侯啟剛的結局是最悲慘的。

清高，自負，狂放，狂傲，口無遮攔，筆鋒犀利，瞅著難以接近，感覺拒人千里。有老人說這人就是個書生，就是嘴損，嘴損也是因為書呆子氣，其實這人挺透明、挺好相處的。

在哈東支隊時，侯啟剛是反對槍支無條件歸公的，可到10軍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個事，作去又是一個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見，其實我自己正在學習。”這是他的《意見書》中的一個自然段，無論所指為何，“東方斯大林”也是不無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軍幹校，那應該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時光。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教授、學者、校長，可他沒有那樣的時空，侵略者也不會幹瞅著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華。好在幹校的辦學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認的，這位實際的當家人也就功不可沒。可在開批“啟剛路線”後，他講課的一些講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議、指責、否認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戰打鬼子的。

在北滿那漫長的冬季，行軍、打仗、露營，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長的棒小夥子都落下殘疾，他這個遼南的病秧子是怎麼挺熬過來的？當光怪離奇的病發作時，每天只睡兩三個鐘頭，工作熱情反倒倍增，那心頭熊熊燃燒的又是什麼？

有老人說，侯啟剛的一些理論是有道理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當時也有人挺欣賞。像“縱橫不斷遊擊論”，因敵人統治的不平衡，我們可以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新區，錯了嗎？所謂統治薄弱地區，就是還未歸屯的地區。這種見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導意義的。可這個人太狂，講話絕對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時不按組織程式來，還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線”叫板，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侯啟剛說他在軍事上沒把握。自“北方會議”後，多少路線、政策上的反覆、爭論，政治、政策上誰有把握？其中又摻雜著多少別樣的東西，蘊涵著什麼樣的兇險？這個愛思考問題的病人、狂人，“東方斯大林”，一介書生，卻那麼自信，對錯誤也固執己見，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腚不服”，那命運也就註定了。

沒人說得清在用根繩子結束生命前，侯啟剛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無論他怎樣清高、自負、撅腚不服，拿起筆來又如何激昂、雄放，這個弱不禁風的病秧子書生，其實原本就是不堪一擊的，卻也彰顯了他的血性、剛烈和高潔。

後面將會寫到，在此前後，多少人投敵叛變，這時給他戴頂什麼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

當於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學習收發報，“滴滴答答”的聲響歌兒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時，攜帶書信、檔案的地方黨和抗聯的交通員，正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