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939年5月9日《侯啟剛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申訴書》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蓋平縣（今蓋州市）人，1919年到營口省立水產學校讀書，1924年考入遼陽滿鐵商業學校，“五卅”運動中因鼓動罷課不成，退學回家，何時入黨不詳。曾任3軍3團政治部主任、10軍政治部主任、3軍3師政治部主任等職。

侯啟剛，大個子，細長臉，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說這人聰明，愛讀書，有理論水平，馬列主義一套一套的。

東北抗戰十四年，從滿洲省委到11個軍，誰是抗聯理論家？侯啟剛是不是應該算一個？算不算都沒人承認，但他確實有一套理論。

關於游擊戰術，有以下幾個原則問題——

一、化整為零，化零為整，整零並用；

二、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進退並用；

三、敵動我靜，敵靜我動，靜動並用；

四、敵暴我隱，敵隱我暴，隱暴並用；

五、敵聚我散，敵散我聚，散聚並用；

六、敵鎮我警，敵警我鎮，警鎮並用；

七、聲東擊西，聲西擊東，東西並擊；

八、投實以虛，投虛以實，虛實並投；

九、設卡子，繞圈子，襲擊敵人，所謂乘其不意，攻其不備，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十、接近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武裝群眾，這雖不是戰術，可是成為運用戰術的先決條件。

這是1938年12月8日，《侯啟剛於東北抗日鬥爭的策略路線並戰略戰術問題給張光迪的意見書》中的文字。

1939年（無月日），《×××（筆者將姓名隱去）等人給侯啟剛的信》中說：

我們批評你寫的是：游擊戰術的“大鼓詞”和游擊戰術的“對聯”，不是什麼游擊戰術原則，我們的幹部如果虛心研究上級給我們關於戰略戰術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東北遊擊運動的困難，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戰略與戰術的原則的上面，再壓上你這一套“大鼓詞”和“對聯”。

同年4月1日，《侯啟剛關於被撤銷工作給中共中央的申訴書》中，又提出“脫離原區論”，即脫離敵人已完成“集團部落”建設的地區：

敵人光靠採用游擊戰術或者精銳武器並不能使我們發生絕大困難，它之所以使我們發生絕大困難，主要在於縮短防地、隔絕民眾（毀滅小屯散戶歸大屯）、武裝大屯和普遍封鎖游擊區附近山林各種辦法總和採用的結果。使我依山林則缺乏給養，進大屯則不得一住，騎兵則缺乏草料，步隊則往返過勞，因而物資供給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動武裝，散戶多而離山太遠（歸屯區差不多都這樣）之地帶，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於敵寇“討伐”期間亦呈絕大困難。當然有的大屯，有時還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資之補給，但當反動氣勢高漲，秘（密）探雲集，恃以解決一時則可，恃以支援長久，則勢所難能。所以我認為在這種區域，除因了有特殊戰略意義並給養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絕對保障時，都應脫離原區。

與此有關的，是“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游擊區”：

由理論和實際狀況看來，敵人的反動辦法是有規律性的。敵寇最厲害的辦法，是毀滅游擊區。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幹過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區域性的幹過，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來了這麼一回。“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游擊區”，我常提出的這種話，實是事實。這種毀滅，再加上歸屯並戶及照相居住證並嚴重軍事進攻，結果反日隊伍或早或晚，不是脫離原區，就是瓦解崩潰。

那怎麼辦呢？遠征，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去開闢新區：

我認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滿和三江省的環境下，遠征絕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進攻”之積極對策。

侯啟剛留存的論著挺多，以上只是擇其要點簡略敘述。比如遠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給養如何解決，原區是不是放棄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較詳細、具體的論述。

此外，還有“縱橫不斷遊擊論”、“小興安嶺大計劃”、“中日大戰（七七事變）不是大事變，日蘇大戰才是大事變”等等。而且，對於他所經歷的各個時期的各種方針、政策，幾乎都要評說、主張一番，少有不遭非議、批評的。特別是在前面引錄的“游擊戰術十原則”的那篇《意見書》之後，有人說“他已經永遠走進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裡”，“啟剛路線，是這些危險的、腐敗的、犯罪的傾向，永絕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