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茶話會上的講話中又說，主題思想是不能由別人給的，任何時候都不能由別人代定，只能由作家自己確定。其實不只創作如此，做其他工作也是一樣的，一方面要根據黨的政策，另一方面還要在黨的政策指導下了解、分析自己的那一個部門的實際情況，然後在自己的思想裡做出結論，這才是對的，這樣才能夠做好工作。　。。

24文藝十條》——《文藝八條》（7）

倘若只能夠把上級的政策向下面念一遍，那還要我們這一層幹部幹什麼，用一架留聲機就夠了。領導對於一個作家，只能給指方向，告訴他用什麼方法去觀察，而作家必須有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動筆。把“三結合”釋解得很庸俗，認為是“領匯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筆”，這怎麼行呢？先有一個別人代定的主題思想，然後下去搜集材料，那是不對的，是不符合創作的規律的。（同上，第182頁）

同年3月，他在同電影《魯迅傳》有關創作人員的談話中又說：“領匯出思想，群眾出生活，當然是很好的，但這樣還要你這個創作家作什麼呢？”他認為作品的思想決定於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作品的思想是作家觀察生活研究生活得出的結果，是不可能預先確定的。領導上只能向作家提出一個觀察生活的範圍，但最後得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領導的思想，也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思想。作家的思想只能靠自己去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觀察、體驗，然後透過作品寫出來。（同上，第286－287頁）同年4月，他在少數民族文學史討論會上的講話中說，在具體指導創作的時候，往往首先要求確定“主題思想”，似乎沒有體驗生活以前就事先定下了一種“主題思想”，然後依據這種“主題思想”，到生活中找些材料就行了。作家創作如果既不要生活也不要思想，還成什麼作家？如果這樣，叫他“記錄”，叫他“文書”好了。（同上，第293頁）同年7月，他在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報告中，再一次批評說：“‘領匯出思想’，好象作品的思想是別人可以給的。思想就是要想，要付出艱苦的勞動，要經過調查、研究、思索才能獲得的。作品的思想只能是作家經過深入生活反覆觀察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作家對生活的評價和判斷。”他認為現在有些作品中的政治性思想性是外加的，不是有機的，所以作品成了死東西，作家自己沒有思想，作品不是作家的血肉，可以隨便增加和去掉。他主張，“現在應該提倡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斷，對生活有自己的評價，並把這些具體地體現在作品的情節和人物關係之中。”（《周揚文集》第4卷第55－56頁）以上所舉的周揚對“三結合”創作方法的批評，可以肯定地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962年3月陳毅在著名的《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憤怒地嘲笑了這個“三結合”的所謂創作方法。他說：“請問：作家就沒有思想啦？領導就可以包思想啦？群眾出生活，作家就沒有生活？領導就沒有生活？領導就死掉啦？作家出技巧，這個作家就僅僅是一個技巧問題呀？不曉得哪裡吹來這麼一股歪風！”（《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第141頁）對於這個所謂“三結合”的創作方法的批評，就是對藝術創作特點和規律的重視，對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堅持。“左”的東西是一個頑症，絕不是哪一個人或幾個人攻一下就可以克服的。後來在“文化大革命”

中，“主題先行”的創作方法大行其道，惡性發展，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鼓勵個人獨創性，提倡題材、風格的多樣化　周揚的上述思想，在《文藝十條》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體現。

檔案經過修改後，於8月1日再次印發各地徵求意見。

檔案指出當前文藝發展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是：“文藝創作和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還沒有達到人民所希望、所要求的高度；創作上自由競賽和學術上自由討論的生動活潑的風氣，還沒有很好地形成。這主要是由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執行不夠，有些同志不理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根本政策，而把它理解為只是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的手段；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往往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忽視藝術規律，採取不適當的簡單方法，有時甚至胡亂指揮；文藝批評和學術批判中存在著簡單粗暴的現象。”檔案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10條改進工作的意見，主要是：　一、正確地認識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檔案尖銳指出，把文藝為政治服務簡單地看成只是配合當時當地中心工作和宣傳某些個別的具體政策，忽視和抹殺藝術的特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