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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文集》第4卷第117頁）周揚的這個意見在當時可謂大膽之言。今天，人們可以放心放手地去寫皇帝，那時是不行的。郭沫若的話劇《蔡文姬》中，“白臉曹操”變成“紅臉曹操”，為曹操翻案，當時有些人還有點不大好接受呢！在周揚看來，題材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片面性。解決這個問題，不簡單。

豐富的歷史經驗，深刻的理論修養，使周揚認識到“政治上求同，藝術上存異”是做好文藝工作的一條重要原則。1961年6月，他在與日本作家的那次談話中回顧與總結我黨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領導文藝工作的歷史經驗時說：“藝術上和理論上的分歧採取互相討論的方法，我們認為比較有利、比較合適。不要因為藝術見解、理論和世界觀的不同，就把能夠站在我們方面的人推到敵人方面去。”

“藝術觀點的不同也要具體分析。一種情況是資產階級藝術觀點與無產階級藝術觀點的分歧。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為什麼會有分歧呢？這是因為有許多問題還沒有搞清楚，還在探索，還在討論。”“藝術觀點是如此，藝術風格更是多種多樣，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在風格上也是不同的，這個差別是允許的。”（《周揚文集》第3卷第370－371頁）周揚說，這些原則說說容易，做起來卻不那麼簡單，我們也犯過錯誤。什麼錯誤，他沒有具體說。但人們只要想想多年來文藝界所進行的那些鬥爭、批判，哪一個真正是敵人呢？可以說，都是革命隊伍內部甚至馬克思主義隊伍內部不同觀點和意見之爭。但我們對此卻沒有采取民主討論的方法，而是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加以批鬥，甚至當做敵對意識形態來聲討。姚文元在他那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中批判說“周揚的思想同胡風思想本質上是一樣的”，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至少在幾點上，比如說，周揚同胡風一樣都認為“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都反對寫重大題材，主張在“選擇題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證這種自由”；都認為“創作就是一個作家與生活格鬥的過程”，就是“主觀和客觀完全融合”“物我一體”；都主張人道主義和人性論；等等，在這些關係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藝術規律的重要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和看法都是一致的。周揚就在這次同日本作家談話不幾天以前，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胡風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如果我們搞得不好，雙百方針不貫徹，都是一些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主義，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著胡風的這兩句話。”這段話被姚文元抓住在他的文章中好一頓惡批臭罵。現在不必去推測此時的周揚對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冤案到底怎麼看，但至少可以說，他對胡風是有分析的。他在《十條》開始起草時就對起草組同志說過幾次運動不要寫了，這是否反映出他對這類問題有了某些與當初不盡相同的認識呢？

一件不能不說的事情是，在這段時間中，周揚對“領匯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筆”的所謂“三結合”的創作方法的接連不斷的批評。這個所謂“三結合”的創作方法，據說是林彪杜撰和鼓吹的（見《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第379頁、《當代中國電影》上第224頁），但筆者未能查到原始出處，語出何處存疑。這個所謂“創作方法”在當時很流行，影響很大。周揚早在1959年6月全軍第二屆文藝會演大會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批評了這種簡單、粗暴的做法。他說，領匯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筆，叫做“三結合”，真是笑話！作家那麼容易當呀？那還要作家幹什麼？只要訓練一大批秘書好了，你講出來，他就會寫，寫了以後，群眾再來補充生活，多麼省事。如果那樣，作家還有什麼可貴？周揚強調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不是報紙上面的思想。所謂自己的思想，就是說要你去觀察各種事物，觀察各種人，經歷各種遭遇，然後形成你的思想，你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它是合乎黨的思想的，又是豐富黨的思想的。（《周揚文集》第3卷第112頁）1961年2月，他在上海電影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