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下子又要轉個180度的大彎，而且綱上得空前的高，周揚不能不感到為難和猶豫。

2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5）

同時，《文藝報》編輯部的自我批評問題，又需要他密切關注。他自己在前一段也講過一些不適當的話，需多加小心，進行一番調整，與當前的政治氣候相適應。

丁、陳的問題，上面已經定了，拖得時間也不短了，就堅決按上面的精神辦吧。周揚在會上按照陸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並表明這個批判是根據上面的指示進行的。李之璉也發了言。他們的講話為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定下了新的調子，改變了此前的性質。

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反擊丁、陳的進攻從此開始。從第12次會議之後，把主要矛頭轉向了馮雪峰。會議於9月17日結束。時間長達4個多月，共開會27次，與會人員200餘人，先後發言的有140餘人，大概是反右鬥爭中“會議之最”了。

在批判馮雪峰時，1936年“兩個口號”之爭那筆歷史舊賬又被提了出來，講得較多的是馮到上海時沒有找周揚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反對“國防文學”的口號分裂革命文藝隊伍如何不對。夏衍８月14日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所作的發言最為具體且有代表性。他說：“1936年雪峰同志從瓦窯堡到上海，據我們所知，中央是要他來和周揚同志和我接上關係的。

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們，先找了魯迅先生，這一點，按當時情況是應該的，可是這之後，你一直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關係的黨組織，而去找了胡風，不聽一聽周揚同志和其他黨員同志的意見，就授意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引起了所謂兩個口號的論爭，這是什麼緣故？今天在座的有許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證明，當時，由於抗日愛國運動的勃興，我們已經有了半公開活動的機會，我們已辦了許多外圍刊物，找我們是並不很困難的。事實上，我們知道雪峰到了上海，還是從救國會的非黨同志那裡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風，甚至可以找章乃器，為什麼不找我們。我們在上海的工作有錯誤，犯過“左”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忠實地奉行著黨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我們終於保全了整個文化界的黨的組織，我們還聯絡著包括救亡團體和職業團體在內的廣泛的群眾組織，我們領導著上海所有的進步劇團和數以百計的合唱隊，掌握著三家影片公司的編輯部和四家進步書店，出版著十種以上的進步刊物，——為什麼你要違反黨的指示而撇開我們呢？

算我們是一支暫時失掉了聯絡的游擊隊吧，中央要你來整理、領導這支游擊隊，你可以審查我們，整頓我們，但你不能完全撇開我們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對我們、破壞我們的胡風及其黨羽。退一步說，你聽了胡風的話，也該找我們對證一下吧，你硬是撇開了我們，不是幫助我們，而是孤立我們，不，實際上決不止於孤立我們，而是陷害了我們，章乃器本來是同我們聯絡的，見了你之後，他向外公開說，我已經和‘陝北來人’接上了關係，今後你們不要來找我，‘陝北來人’說，上海沒有共產黨組織。我們還聽人說，這位‘陝北來人’曾告訴原來由我們領導的外圍人士說，周揚、沈端先等假如來找你，‘輕則不理，重則扭送捕房’。還有，已經過世了的錢亦石同志曾告訴過周揚同志，雪峰在外面說，夏衍是藍衣社，周揚是法西斯，這不是陷害還是什麼？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漢夫同志，王學文同志，鄧潔同志都可以證明。”夏衍的發言，說出了周揚和“國防文學”派多年來憋在心裡的話，當年左翼文壇的誤會與隔閡，真情與積怨，此刻統統傾瀉而出了。在場的黎辛後來回憶說：“周揚也插言，他站起來質問馮雪峰，是對他們進行‘政治陷害’。”（黎辛：《我也說說“不該發生的故事”》，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１期）就馮雪峰而言，他到上海先找魯迅而不找周揚、夏衍，是按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指令行事，並且他的工作得到張聞天、周恩來的充分肯定，認為他對周揚“所用的方法是對的”（1992年７月6日《人民日報》）。至於他在某些事情上有欠妥、失察、失當之處，也可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周揚他們來說，在白色恐怖下堅持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熱切盼望早日見到黨中央派來的親人，接上組織關係，更好地開展工作，可他們得到的卻是懷疑甚至打擊，這給他們的心靈上造成的傷痛確實是很深的，直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