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就說：“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只有鬥爭沒有團結，對待像丁玲這樣的老同志，這樣作是很不應該的。”黨組的其他同志也說，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論“不能成立”，“批判有偏差，鬥爭過火”。

21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4）

會議提出的批評意見集中在周揚身上，尖銳而又激烈。丁玲、陳企霞也追問：“是誰叫他這麼搞的？”丁玲還質問周揚，為什麼在批判她的時候要提“一個共產黨員重要的是要對黨忠誠”這樣的話。

就在作協擴大會議召開的第二天，即６月８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開始，於是丁、陳問題又出現了一次反覆，再度升溫加碼。此時，丁、陳問題不再提交###討論，由陸定一直接向中央書記處請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李之璉這樣回憶說，“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別的議題結束後，由陸定一彙報丁玲等問題的處理情況。他沒有講兩年來全面的處理經過，只說###在處理丁、陳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按原來中央批准的結論處理；另一種意見是以張際春和李之璉為代表的主張改變原來的結論。彭真聽了部長的彙報後，急著插話問：‘周揚怎麼樣？他也要翻案嗎？’部長沒有正面回答，只含糊其辭地說：‘周揚沒有什麼不一致。’”

李之璉認為陸定一的彙報是很片面的，既隱瞞了周揚態度前後的反覆，更迴避了丁玲問題調查結果同原先向中央報告的情況不符這樣重要的事態。鄧小平最後表示：“意見不一致可以討論，黨內民主嘛！由你們###去討論好了。”（參見李之璉：《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文壇公案：秘聞與實錄》第306、307頁）　於是，###又開會討論，會上陸定一提出，將丁玲的歷史結論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後，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派回來的。”會上沒有人表示反對，也沒有人表示贊成。周揚在會上也沒有對此發表任何意見。在反右鬥爭中，對丁、陳的批判顯然變得更加嚴厲起來了。

在這種情勢下，不僅對被認為是“敵我矛盾”的人嚴厲起來，即使是對在前一階段曾說過些錯話、辦過些錯事的人，此時也毫不客氣。在開始“鳴”“放”時，周揚很興奮，平時很少到《文藝報》編輯部去的周揚直接到各編輯室鼓勵大家鳴放，說：“放是錯誤，不放也是錯誤，而且是更大的錯誤。”在他的鼓動下，《文藝報》的確“放”出了很多意見，不少人後來被劃成右派。反右開始之後，周揚不能不想到自己，也不能不為《文藝報》感到擔心和緊張。當時任《文藝報》主編的張光年回憶說：“他先是來編輯部鼓勵我們鳴放，但很快又變了。他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把我、侯金鏡、陳笑雨、袁水拍、林默涵五個人找到一起，宣佈小平同志的意見。

他對我說：‘小平同志要我帶話給你，要張光年把腦殼後面的一些小辮子自己揪下來，積極投入反右鬥爭，把《文藝報》辦成文藝界反右的主要陣地。’我理解這是要保護我，讓我檢討過關。但周揚對我一通厲聲指責，我卻很不服氣。我扭過頭不看他，背向著他，由他去講。侯金鏡愛護我，怕我頂撞出事，事後勸我：‘什麼時候了？你難道在哪個保險公司保過險的？”（張光年：《回憶周揚》，《憶周揚》第12頁）

《文藝報》於6月24日至７月8日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行自我批評，會上張光年代表副總編侯金鏡、陳笑雨作了題為《我們的自我批評》的檢討，編委鍾惦〖FJF〗�NC97B�〖FJJ〗也在會上作了檢查。後來，張光年等人的檢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看後說，檢討了就好。《文藝報》的主要領導過關了，周揚這才鬆了一口氣。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有錯誤就得趕快檢討，檢討了也不一定就不被劃為右派，但如果不作自我批評，那就幾乎肯定是在劫難逃。周揚對張光年的“厲聲指責”，其實也是出於對他的愛護，當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只不過表現形式叫人一時難以承受罷了。

關於丁、陳的問題，自從6月6日作協黨組擴大會議開過三次以後，就一直沒有開過。陸定一提出要儘快復會，他主張仍由周揚主持，並要他在黨組擴大會議上再講一次話。

７月25日，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休會50天之後終於復會。會議拖了這麼長的時間才開是有原因的。周揚及其他作協黨組成員不久前剛剛講過對丁玲“只有鬥爭，沒有團結”，丁、陳“反黨小集團”“不能成立”；“批判有偏差，有過火”，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