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關於自然之系統的統一之統制的原理為一構成的原理，且以僅在理念中用為理性自相一致使用之根據者，使之實體化而預定之為一原因，此僅使理性昏亂而已。探討自然自有其固有之獨立的程序，即依據自然原因所有之普遍的法則，保持自然原因之連鎖。即以此種程序進行，實亦依據宇宙創造者之理念而進行者，但非欲由此演繹“所永在探求之目的性”，不過欲自此種目的性以知此種創造者之存在耳。由於在自然所有事物之本質中，及在可能限度內在普泛所謂事物之本質中，探求此種目的性，以求知此種所視為絕對必然的最高存在者之存在。不問此事是否有成，若以純然統制的原理之條件制限理念，則理念自身固常真實，且能保證其使用之正當者也。

完全之有目的統一，構成絕對的意義之完成。吾人若不在“構成經驗所有全部物件（即構成吾人所有一切客觀的有效知識之全部物件）之事物”之本質中，發見此種統一，以及不在自然之普遍的必然的法則中發見此種統一，則吾人如何能宣稱自此種統一，直接推論——所視為一切因果作用之根源所在之——本源的存在者之最高及絕對必然的“完成”之理念？最大可能之系統的統一以及其結果之有目的的統一，乃使用理性之訓練學校，且實為理性最大可能之使用所以可能之基礎。故此種統一之理念與吾人理性之本性，乃固結而不可分者。此種理念，即以此故，在吾人為立法的；故吾人應假定一“與此相應之立法的理性”（intellectus　archetypus），實極自然，所視為吾人理性物件之“自然之一切系統的統一”皆自此立法的理性而來也。

在論述純粹理性之二律背馳時，吾人已言及純粹理性所提出之問題，應在一切事例中，皆容許答覆，且就此等問題而言，不容以吾人知識有限為遁辭（此種遁辭在關於自然之種種問題，乃不可避者，且為適切之辭）。蓋吾人此處所質詢者，非關於事物性質之問題，乃僅自理性之本性發生，且僅與其自身所有內部性質相關之問題。吾人今能就純粹理性最關心之兩問題限度內證實此種主張（驟見之，頗似輕率之主張）；因而最後完成吾人關於純粹理性辯證性質之論究。

在與先驗的神學有關之範圍內，吾人第一如問及是否有與世界不同之任何事物，包含“世界秩序及依據普遍法則之世界聯結”之根據，其答覆則為無疑有之。蓋世界乃現象之總和，故必須有現象之某某先驗的根據，即僅能由純粹悟性所思維之根據。第二、如問及是否此種存在者乃最大實在的、必然的等等之實體，則吾人答以此種問題乃完全無意義者。蓋吾人所能由以企圖構成“此種物件之概念”之一切範疇，僅容經驗的使用，當其不用之於可能的經驗之物件（即感官世界）時，則絕無意義。出此領域之外，此等範疇僅為概念之室名，吾人固可容許有此等空名概念，但由此等空名概念之自身，則吾人絕不能有所領悟者也。第三、如問及吾人是否至少能以經驗物件之類推，思維此種與世界不同之存在者，則其答覆為確能思維之，但僅為理念中之物件，而非實在之物件，即僅為世界組織之系統的統一、秩序、目的性等等之“吾人所不可知之基體”——理性不得不構成此種理念以為其研討自然之統制的原理。不僅如是，吾人更能自由容許“於其統制的職能有益”之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us）加入此種理念中，而不為人所譴責。蓋此永為一理念而已，並非直接與世界不同之存在者相關，乃與世界之系統的統一之統制的原理相關，且僅由此種統一之圖型，即由最高智力（此種智力在其創造世界時，乃依據賢明之目的而行動者）之圖型，而與之相關者也。至此種世界統一之本源的根據之自身為何，吾人不能自以為由此已有所決定，僅在與“關於世界事物所有理性之系統的使用”相關之範圍內，吾人應如何運用此種根據，或寧謂為如何運用其理念耳。

但尚有人以此種問題相逼問者，即：吾人能否依據此種根據假定一世界之聰慧之全能創造者？吾人無疑能之，不僅能之，且必須如是假定之。但斯時吾人是否推展吾人之知識於可能的經驗領域以外？則絕不如是。竭吾人之所為者，僅預行假定一某某事物，即預行假定一先驗的物件而已，至此先驗的物件之自身為何，則吾人絕無概念。吾人若研究自然，則不得不以世界之系統的有目的的排列為前提，而吾人之所以能由一種智力（一種經驗的概念）類推，以思維此種不可知之存在者，亦僅在與世界之系統的有目的的排列相關耳；即就根據於此種存在者之目的及完成而言，以“依據吾人所有理性之條件所能視為包含此種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