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中靶心，然後為整個行動貼上“常識性寫作”的美麗標籤。

當我們仔細分析他們所攻擊的物件，比如“專制”，我們會發現隱藏在這個正確詞語背後的，是作者對於世界的簡單與粗暴的理解。就像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那種情形，極權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在於縮減詞彙，減少人的智力活動，用單調的宣傳口號取代一切。而當我們仔細觀察奧威爾及其忠誠的追隨者時，我們一樣會看到，出於急於爭取受眾的心態，他們採取了和批判物件同樣的方式。他們的寫作充斥著清晰卻單調、簡明卻重複、刺激卻粗暴的詞彙，這樣的載體已經決定了思想的平面與膚淺。寫作在他們手中變成了另一種宣傳。我們反對“專制”、“極權”、“宣傳”的原因，是我們渴望更豐富的思想方式與生活方式，而非為了反對而反對。

與這種宣道式寫作往往並肩戰鬥、相輔相成的是濫情式寫作。這種寫作者常常讓自己與讀者陷入一種感動的狀態，希望感受所謂的“靈魂的盪滌”。他們習慣列舉一些慘痛的場景，希望讀者因此而感受到寫作者悲憫的情懷。但是，他們或許忘記了這一點，真正的悲憫常常是帶著笑容出現的。當寫作不能夠超越苦難本身，而僅僅成為一種苦難的狀態與細節呈現，這種所謂的感動，不可能有更多的價值。面對不幸而產生感動是一種自然情感，但是當你把這種個人化的感動無限制地誇大，甚至固定成一種抒情式的寫作模式，這種感動的目的無法不令人懷疑。這種抒情，可能正危險地滑向濫情。

除了苦難式的濫情，我們最常遭遇的還有小資產階式的濫情。這些因生活過於安逸而渴望感動的傢伙們，人為地製造了那麼多符號。當他們遭遇到這些符號時，他們強行讓自己陷入某種渴望讓外人看到的情緒當中，就像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人頭攢動的羅大佑演唱會。這種抒情和前者一樣，因為過於強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貶值。

在刻薄了這麼長時間之後，我終於回到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談一談對《書城》的感受。我喜歡這本雜誌，是因為它最接近於第三條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過（W/U）長的傢伙們將這本雜誌視作他們重要的精神生活來源。他們在這裡看到了比一般雜誌更寬闊的文化、藝術視野，也比較喜歡它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它成了生活於90年代末的中國青年的一本重要啟蒙性雜誌。我的寫作風格也伴隨著這本雜誌的成長而變化。

今天，這本雜誌終於完成目前這種形態上的使命。我為很多即將來到的孩子惋惜，因為他們可能錯過了一些美妙的東西。但我更希望，這本雜誌的轉型能夠為那些正在招惹濫情的小資讀者們提供某種警示。因為，今天的《書城》正在緩慢地滑向一個溫柔但危險的陷阱。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它上面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隨意的文字與淺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經有些抵擋不住柔軟的誘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沒，它很可能變成一代年輕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種自怨自艾的情感。

這裡，我必須再次強調第三條道路的重要性，並將這條道路的開闢寄望於中國日漸成熟的媒體。當中國最終出現了《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紐約客》這樣的媒體時，我會覺得此時的中國人的寫作才最終具有明確的意義與希望。當然，那時我們會回憶起年輕時閱讀過的《書城》，是它為我們展開了最初的心智之旅。

從代溝到世紀溝

人是如此迷戀於為歷史下定義。

——席勒

1656年，荷蘭天文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做成了第一架擺鐘。惠更斯可能無法預見，他的發明將給人類歷史帶來怎樣深刻的變化。這個迅速滲透到人類生活每個領域的發明，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世界的同時，也將我們引誘入了一個由時間構築邊界的封閉環境之中。而發生於18世紀後半葉的啟蒙運動，則為我們開啟了眼界，觀察到世界的龐雜。在這種龐雜麵前，精確的時間表現出其無比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必須依靠它安排我們日趨複雜快速的生活。現代歷史學家很願意承認，1789年的法國革命是進入現代歷史的入口。從它開始，技術與經濟的進步成為歷史的主線，而且這條線索的方向已經不可逆轉，並呈加速度。有了惠更斯的發明與啟蒙運動帶來的歷史影響，我們便很容易地進入“代溝”與“世紀溝”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都是人類在面對無法全面理解與掌握的世界時，我們渴望用強制手段來人為地劃分歷史。把自己歸入這個世代或者那個世紀，這樣我們的目光就可以相對集中。

第一次出現明確的“世紀溝”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