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成為主宰的時候，當他們真正與世界體系進行接軌時，他們表現出了強烈的不適應。所以，他們高舉著“懷舊”乃至“人文精神”這樣的旗幟。

顯然，首先他們誤讀了“人文精神”，他們將一種軟弱自憐與敢於哭泣叫喊的勇氣視作人文精神，將自己的無能視作一種不合時宜的高風亮節。在高曉松的紀念集的文案上，這位80年代末的代表人物不斷重複著“流淚”、“白衣飄飄”乃至鼓足最後的勇氣不過是將錄音機的聲音放得大一些……

高曉松有效地挑逗起兩代人最脆弱之處。80年代的年輕人在自己愈發蒼老時，而且在青年時的知識結構與個人情懷愈發被置於時代邊緣時，只能透過懷舊來讓自己回到青春而強大的年代。而90年代的年輕人，他們的“強說愁”的年紀決定了他們對此不可抑制的親和力。在我們為高曉松及他所代表的80年代情結感動時，卻忘記了這種情感的幼稚與褊狹。

當然，你可以反駁說，只要感動就足夠了，感動本身也是一種勇氣。如果你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也始終拒絕體驗更深刻與廣闊的情感，你當然可以這樣說。無知的感動與有知的感動是有區別的，就像幼稚與單純有區別一樣。儘管有些殘忍，但我依然講80年代情結中充斥了相當的無知與幼稚。

我已經說了太多80年代的壞話。像每一個曾經深陷80年代情結的人一樣，我與長大了的80年代青年一起誤讀了那個時代。我們用誇張的情感來掩飾其實枯燥而乾燥的內心世界。現在，是到了走出這個誤區的時候了。我們必須學會狹隘的自我情感，轉而來擁抱更廣闊的空間。我們需要了解更多，體驗更多，畢竟，我們無法永遠生活於無知而快樂之中。

寫作的第三條道路

倘若我們認定人類的智慧現在應該停滯，不再發展，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才應該使用大眾的語言。否則情況理應相反：大眾應該用文學的語言說話。

——約瑟夫·布羅茨基

叔本華在一篇論及如何寫作的文章中提到這樣一個觀點：“像偉人一樣思考，像普通人一樣說話。”這句話促成了我對於媒體寫作的初步理解。長期以來，我們目睹文字被兩種傾向支配：一種是經院式寫作，他們摒棄語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種缺乏彈性與韻味的術語進行科學式描述，這種寫作是封閉的，拒絕門外人參與；另一種是完全民間式的寫作，或者濫情，或者用粗暴的論斷將語言與思想徹底稀釋，這種寫作很容易挑起我們的激動，但是這種激動是如此廉價與短暫。

叔本華的話為我指出了寫作的第三條道路。這種寫作方式是開放的、鮮活的，同時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傳達自己意見，又儘量避免這種意見的粗暴與隨意性。像偉人一樣思考，保證了寫作者對事件本身的超然與旁觀者的立場；而像普通人一樣說話，則拒絕讓寫作成為少數人的私密遊戲。這兩點正是媒體寫作的原則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體寫作長期所遭受的玷汙。媒體是現代社會的核心所在，在世界變得如此紛亂與龐雜的今天，在一個被尼采稱作“讀報取代了每日祈禱”的現代社會，媒體成了人們感知世界的唯一方式。不管你如何唾棄大眾媒體給你帶來的“表象的世界”，你必須承認你已經生存於一個媒體渲染出的社會氛圍當中。

媒體成了這個時代的教堂，媒體寫作者是這個時代的牧師。媒體寫作者肩負起構造現代人精神殿堂的重任。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指望大眾透過¨　xuan　shū　wang¨閱讀《紅與黑》來獲得人性感悟，透過閱讀《希臘羅馬名人傳》來獲得崇高感，透過閱讀《國富論》來了解經濟學的基礎……媒體寫作成了連線人類文化中最崇高的情感、最令人驚歎的智慧與現實大眾的唯一紐帶，他們可能正在努力闡述現代社會的定義與意義。

讓我們重新回到寫作方式的問題。我承認學院化寫作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這種深受題材及背景知識結構限制的寫作註定是冷漠與孤僻的，要求其體現“介入”精神不但不合情理，也缺乏可行性。因此，這種寫作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媒體寫作之外。在這裡，我需要著重評述的是後一種民間式的寫作。因為它比“學院化”更深廣地介入大眾意識，因此對於大眾的智力狀態與情感所造成的危害也極大。

首先，我反對武斷、以快感為主導的寫作。這樣的作者常會高舉爭取自由、民主、人權這樣的偉大旗幟，把喬治·奧威爾、索爾仁尼琴等視為同道。他們攻擊的是那些早已豎立在那裡、人人皆知的標靶，不厭其煩地用各種例證準確無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