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培與胡適為何反感學生罷課，我只是覺得那麼多青年聚集在街上，群情振奮就一定是對的，而且很富戲劇感。所以，我喜歡80年代鬧哄哄的校園生活。我清晰地記得我是如此著迷於北大的噓聲與大講堂門口的擁擠與混亂。我將這兩者都視作80年代校園精神的延續，併為它們的最終消失而惋惜不已。

90年代的校園是令人失望的。越來越強勢、越來越標準化的應試教育讓入學的年輕人越來越同質與乏味，我們生於70年代。我們已經不可能再有那些集體憂傷與歌唱的興趣，同時，我們可憐的個人主義卻沒有機會真正成長起來，甚至滑向了極度自私的一面。小布林喬亞情調成了我這樣的年輕人最後的救命稻草。儘管內心深處可能更加渴望波瀾壯闊的場面，但是現實卻最多讓我選擇琴絃與姑娘作為區分我與庸眾的標誌。高曉松的懷舊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學校園的風花雪月精妙地切入了我的內心，令我回避了洋溢在90年代的實利主義。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讓自己墮入許暉、李皖、高曉松這些80年代學生營造的憂傷氛圍中。我像他們一樣喜歡回憶自己尚不豐富的人生，並以此為傲。但最終我發現自己實在無可追憶，這種追憶也很容易演變為自憐自艾。在離開學校之前，我開始閱讀《伊甸園之門》與《流放者歸來》。

前者是李皖所代表的80年代大學生的“聖經”。莫非他們在亂哄哄的60年代美國的記述中，看到了自己青春的時光？鮑勃·迪論是他們的崔健；艾倫·金斯堡是他們的北島；美國青年熱愛嬉皮士打扮，他們則穿起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