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克拉克·克爾已經開始無情地嘲笑紐曼式的大學是一座村落，而現代的大學則應該是一座智力城，它迅速地訓練社會需要的人才，專業精神成了其中的要索，但是，克爾的理論在經過喧囂的60年代學生革命之後，開始讓人質疑了，於是包括布魯姆教授，以及哈佛大學前校長勃克等在內的教育界人士開始呼籲重視“通才教育”。這其中至少包含兩個重要因素：

一、面對人類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迷惘的時刻，大學必須培養對世界有整體理解的人，他們對於人類的傳統，如自由、民主等有著廣泛的理解，他們為社會提供一種相對永恆的東西。

二、跨學科越來越多，學生在進入專業研究之前，必須具有廣闊的知識視野，只有這種堅實的基礎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創新意識的人才。

因此，在西方的著名大學內，廣泛推行著核心課程，主張每個學生至少對於人文學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有著廣泛的理解，並且在進入研究院之前，本科生的專業要求較低，一般在前兩年不分專業。

三

相比之下，中國的學生過早地經歷了專業的折磨。從高中起，大多數學校已經開始實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們的視野就被侷限在狹窄的一塊上。在進入大學之前，大多數學生不瞭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目標是什麼。在經過父母與老師的“幫助”，他們選擇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專業。

從1952年起，中國大學的課程已經被嚴密地切分開了，對於本科生來講，他們習以為常地看待專業之間的層層壁壘，也習慣地拒絕進入另一個領域。在大學裡，文科生與理科生被顯而易見地區分開，即使在純文科或純理科之內，也很容易察覺到那條深深的鴻溝。對中國的本科生來講，核心課程是個不存在的名詞。除了英語，本科生之間就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了。並且，由於專業課程過重，他們也很難自由地進入別的領域，更重要的是，他們從來就缺乏這種意識，也從來沒有人引導過他們。

於是四年之後，在大學宿舍的牆壁上寫滿了遺憾乃至憤怒的話。一方面，狹窄的專業訓練使得畢業生對於社會顯現出不適應感，另一方面，他們從來就沒有被灌輸入一種獨立的情感，一種判斷事物的能力。於是，這些號稱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就顯現出兩種可怕的趨向，一方面他們在狹隘的專業知識上有著特別的深度，另一方面他們對這個世界是茫然無知的幼稚。於是進入研究院的學生，出現了“碩士不碩，博士不博”，無法深入研究，而進入社會的學生則立刻表現出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化傾向。

中國的入學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決定了我們的教育是英才型的，在這個龐大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青年進入大學。但我們卻固執地把他們教育成一些或許還不算熟練的技術工人，這對這個國家的物質與精神都是一種巨大的傷害。解放前的大學之所以獲得瞭如此矚目的成就，與廣泛實施的通才教育是無法分開的。北大、清華、浙大、南開這樣的大學無一不以發展通才為重要方向。

四

“普通教育意味著一個人在職業培訓以外的全面發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標和文明化，情感反應和純淨化，根據我們時代最優秀的知識，對事物本質理解的成熟化。”華盛頓大學教授霍華德·李·諾斯特蘭1946年寫道。這也是一所實行通才教育的大學所追求的目標，這也決定一所大學可以達到的品質。在經過巨大的割裂之後，那些懵懂的年輕人需要全面地瞭解這個世界，希望他們在經過四年之後，能夠對自己、對這個世界有著某種把握，以便確立他們的未來。

跋

跋：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我探求的並非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徵，一個轉折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程序中的隱秘時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

這是一個輕鬆、急速、冒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度過青春歲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這個時代卻使人感到欣慰，就像從一間人擠得太多、講話聲太嘈雜的房間裡走出來到冬日街道上的陽光中一樣。

―邁克爾·考利《流放者的歸來》

四年以後，我仍然清晰記憶著李皖給我帶來的震驚。“這一年，高曉松27歲，但已經開始回憶。”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學28樓202宿舍裡，這句話從《讀書》雜誌粗糙的紙張中跳出來，柔情似水卻準確有力地抓住了我渙散的神情。“這麼早就回憶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時，開始尋找隱藏在一代人“懷舊”的面具後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