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回到本源：大學在社會中充當何種作用。美國學者布魯姆在目睹美國大學與社會的過度結合之後，發出哀嘆：“大學必須抗拒那種事事為社會服務的傾向，作為眾多利益集團中的一個，大學必須隨時警惕自己的利益由於人們的要求而更加實用，更為適應現實、更受大眾喜愛而受損害。”因為“大學必須蔑視公眾輿論，因為在其自身內就有著自治的淵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發現真理……”

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曾說，“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大學猶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地（抗戰時期）降落道德之標準也”。竺校長說話的背景是1936946年間，處於流亡狀態中的浙大，由文理、農、工三個學院16個系增至7個學院27個系，在校師生由512名增至2172名。在四處漂泊之中，浙大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與此同時，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也在不斷地轟炸中，於昆明破舊的校園中繼續頑強地教學。八年間，西南聯大培養了中國後來二分之一的學部委員，產生了楊振寧、李政道這樣一批著名物理學家。1986年，在《西南聯大50週年文集》中，聯大校友都對那八年艱苦環境中仍舊屹立不倒的精神進行品味。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聯大在抗戰期間的確也是中國青年的精神聖地，它對中國大學的品質形成巨大的影響。

到今天，西南聯大精神依然是當代學者無法揮去的某種情結。學者謝泳在《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一文中認為，抗戰後的國人普遍對西南聯大的成功有高度評價，在國家面臨危亡的歷史時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現出吃苦耐勞、團結合作的精神。張申府教授在1946曾寫道：“這幾年來（抗戰），國人中表現得比較規矩、最公正、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多、最不失為固窮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任之恭也同樣回憶道：“中國學者被認為是社會中的道德領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精神領袖……而且也是國家道德和精神價值的體現。”

今天的大學呢？他們總是在抱怨經濟的壓力過大，所以不得不放棄理想。但是，相比於聯大的困境，今天又算得了什麼。從本質上講，是因為今天的大學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氣質，他們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對於社會缺少明顯的責任感。在中國大學的主辦者還有教職員看來，大學不是這個社會的燈塔，而更像一個工廠或者其他的辦事機構，只不過產出的是一個個會工作的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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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2年，對於中國歷史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除了它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巨大變化外，對於高等教育，它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年，北大的南牆拆除了。這個極富象徵意義的舉動被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因為它標誌著中國大學已經向社會完全展開了。北大的負責人對爭論的解釋是：“我們不爭論，先幹了再說。”這句話令人心酸，一所具有標誌意義的大學，在做出如此重大的舉措時，卻說不爭論。大學是一種歷史的延伸，它代表著一種民族的核心，在她產生巨大的方向未知的轉變時，竟然用這種論調。

中國的大學紛紛把注意力放在最熱門的專業，而對於那些基礎、見效緩慢的系科則失去了耐心。把市場機制照搬引入大學是愚蠢的，就如經濟學與管理學在目前是可以給學生帶來財富，所以就受到歡迎，但是不能為此就降低文史哲這些冷門科目的重要性。國外的大學處在一個更成熟的市場之中，但是他們對自身的作用則往往有著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學前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說：“學生對於教學的要求，應該得到滿足，但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們的任務還在於儲存和闡述文化。我們要將偉大的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講授的那些學科與方法也許目前並不需要，或者表面看來與當前關注的問題不甚相干，然而我們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間，往往沒有多少關係。在哈佛大學，即使沒有學生選學拉丁語，我們也有責任使該系繼續存在下去。為什麼呢，因為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的古典文學著作是人類寶貴的遺產。失去它們對於現實生活的影響，就等於又回到歐洲中世紀去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