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是的學者們了，除了他們的生活放蕩不羈，舉止讓人看不慣外，這些人確確實實搶奪了居民們的生存空間。這些好逸惡勞的人也同樣看不起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們不會知道蘇格拉底在說什麼，也不會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來自宇宙間的啟迪與昇華。即使對於同樣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爾蒙過剩的牛津學生眼裡，市民也是缺乏足夠的鑑賞力的，因為他們不瞭解基本的美的特徵。

終於，因為一個女人，這兩邊積壓的怒火爆發了。穿著長袍的學者們被強悍得多的居民擊潰。這些失敗的學者之間本來就充滿矛盾，這個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師生遷到了另一個小鎮——劍橋。

劍橋的師生似乎也並沒有從中接受教訓，狂狷的師生們對於教會、政權、世俗社會似乎都不太領情，劍橋的一位校長更憑藉其在教會內的影響力把劍橋市長剔除出了教會。學袍（Grown）與市鎮（Town）之爭，即學院與世俗社會之間的爭奪一直沒有停息。1381年，劍橋市長甚至率領著市民，帶著武器，氣勢洶洶地攻打劍橋大學。這一場小規模的中世紀式的區域性戰爭讓劍橋大學的檔案付之一炬，劍橋的詳細身世成了千年來的謎。

後來幾百年間，牛津與劍橋高高的城牆隔開了大學與市鎮，它們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有著自己的法規。香港學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劍橋古老學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門象徵主權的領屬，也象徵‘靈界’與‘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見那突入天際的禮拜堂，其他就幾乎給重重門牆鐵柵半遮半掩地擋住了。但進入大學，眼界變得豁然開朗，寬敞的方庭，肅靜的迴廊……完全是另一種天地……在方庭之內，我們看到世紀的移動，13世紀的，14世紀的，15、16世紀的……”

這種爭奪從大學產生起就開始了，大學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與學生的聯合會，他們本能地拒絕教會或世俗社會對他們的直接干擾。如同牛津、劍橋的血腥一樣，其他古老的大學也同樣身處教會與世俗之間，左右飄搖。1229年，市民與學生之間發生爭吵之後，在巴黎主教的默許下，許多學生被國王派遣計程車兵殺死。大學的教師立刻停課以示抗議，當發現無效後，大學師生自動搗毀學校，其中一部分師生渡過英吉利海峽，去投奔牛津大學。這場艱苦卓絕的抗議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頒佈了一道訓令，明確規定和確認了教師們利用停課堅持自己的意見的權利；同時教師必須制定規章，強迫其成員接受這些規章以自律。有了這道訓令，世俗社會的司法官與教會權利都被削弱。

大學從最初的出現到近千年的不斷轉變，始終都無法完全具有“遺世而獨立”的氣質，它總是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甚至從某種程度來上來講，它是為這個社會服務的。但這種服務卻是目光遠大的，它不應該立刻滿足這個社會的即時需求，而是對社會的遠景做出承諾與研究，也只有從這個方面，大學才能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所以它必須具有比世俗社會擁有絕對的理想主義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對《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說：“綜觀世界各國的大學，沒有一個國家會像中國大學擁有如此多的校辦工廠。”這讓我猛的想到了《日瓦戈醫生》中的一句話：“一個崇高完美的理想會變得愈來愈粗俗，愈來愈物化，這種事物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希臘就是這樣變成羅馬的……”這似乎正說明了目前中國大學的狀況，只不過我們知道希臘可以變成羅馬，卻不知道我們的大學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場所。一個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或者其他類似的手工業從業人員的培訓中心，還是一個新的批次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學要面對經濟建設的主戰場，這是如今的中國大學校長的口頭禪。在他們看來，大學和辦工廠或開公司一樣，要迅速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他們不再關心這個社會，不再關心未來，更不關心這裡的學生會成為什麼樣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喪失了理想主義的大學越來越成為社會中一個普通的服務機構，從理想主義氣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學更是不知魂歸何處。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訊上，各位學者正在討論中國大學應該如何更加緊密地與企業結合。正如學者張汝倫所說：“60年前，人們因為國難深重，偌大的校園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才衝出書齋，今天的大學真的又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或已無需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嗎？只要在大學校園裡走一圈，不難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廳舞廳和酒樓，大學一概不缺，唯獨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我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