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不能由成本會計師開辦，也不能辦成一個只跟著變化的市場轉的商業性企業。那樣對我們來說，是很糟糕的，而對我們力求為之服務的社會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學袍與市鎮之爭，在中國似乎根本不能成為問題。幾百年，牛津、劍橋這樣的一流學府堅持著對世俗社會的抵抗。但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在南巡帶來的一片春風中，毫不猶豫地把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出去了，因為北大忘記了自己並非是一個創造利潤的機構，也不是一個面向市場的集體，它推崇的應該是精神的建設與守候。

始終沒有形成獨立校格的中國大學，在面對90年代的經濟誘惑時，紛紛放棄本來就缺少的貴族氣息，他們迅速調整自我適應市場。房地產、金融、股票、管理、財經、計算機成了一所大學最炙手可熱的專業，它們佔據了大學中主要的經費。

20世紀30年代，梅貽琦校長在與北京教育界的閒聊中，自嘲教育界之於政府，好比妓女之於嫖客，因為人家出錢，所以你要符合他們的要求。梅校長實在是不知足，那時大學的尖銳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學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給中國帶來的衝擊，中國的高等教育也迎來了一場暴風雨的洗刷，這其中摻雜了巨大的汙泥。相比於梅校長的某種屈辱感，今天的中國高等教育則帶著明顯的快感。

牛津大學校長在1998年5月北京舉辦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上說：“大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