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移民的同化的以色列·冉威爾另起爐灶，建立了“猶太領地主義組織”，尋求建立一個不切實際的沒有巴勒斯坦人的錫安；奧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爾希男爵支援在阿根廷建立猶太墾殖地，紐約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則在推動“加爾維斯頓計劃”，即在得克薩斯為俄國猶太人建立一個“孤星錫安”；還有更多的人支援將猶太家園建在阿里什，因為這個地方離巴勒斯坦很近，而且猶太復國主義如果沒有錫安山的話便什麼也不是。然而，這些計劃沒有一個發展良好，而赫茨爾本人也因多次巡遊而筋疲力盡，隨後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歲。他成功地發起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將其作為解決猶太人苦難，尤其是俄國猶太人苦難的方法之一。

儘管年輕的戴維·格魯恩認為“我們總結出打敗烏干達計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他還是對赫茨爾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遇到一場幾乎讓他失去王位的革命，這場革命的許多革命者都是猶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a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個——不過，他們實際上都是對種族和宗教不屑一顧的國際主義者。然而，尼古拉卻認為那個杜撰出來的反猶小冊子《錫安賢達議事錄》中的計劃正在變成現實。他寫道：“這個冊子是多麼有預見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猶太賢達們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憲法的同時，他藉助諢名為“黑色百人團”的民族主義復仇者，煽動起了反猶主義大屠殺，試圖恢復他那遭受重創的專制統治。

發生在俄國的這種大屠殺使得戴維·格魯恩登上了從敖德薩發往聖地的朝聖船，他當時已經是社會主義政黨錫安工人黨的一名成員。這個來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移民的典型代表，但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許多人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將耶路撒冷視為中世紀迷信思想的一個巢穴。1909年，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維夫；1911年，他們又在北部建立了一個新的集體農莊，即第一個基布茲（Kibbutz）。

到達巴勒斯坦後的頭幾個月，格魯恩並沒有去參觀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裡工作，直到20世紀10年代中期，二十四歲的他才動身前往耶路撒冷，為一份猶太復國主義報紙撰寫文章。他體型瘦小，皮包骨頭，長著捲髮，經常穿著俄國式的工作罩衫以強調其社會主義者的身份，他採用了“本…古裡安（Ben…Gurion）”的筆名，該名字源自西蒙·巴爾·科赫巴底下的一箇中尉的名字。舊罩衫和新名字顯示了這個正在冉冉上升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兩面性。

就像那個時代他的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者同伴一樣，本…古裡安認為一個社會主義猶太國家應該沒有暴力，不會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將他們逐走，相反，這個國家應該和他們共存。他確信猶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階級會攜手合作。畢竟，土耳其行省西頓和大馬士革及其行政區耶路撒冷，正如巴勒斯坦當時被人所知的那樣，都是窮困至極的閉塞地區，稀稀拉拉地住著約六十萬阿拉伯人，那裡有大量的空間可以發展。猶太復國主義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猶太移民共同分享經濟利益。然而，這兩個民族幾乎沒有可以相融之處，而且猶太復國主義者所希望的大多數阿拉伯人對自己的定居沒有什麼利益訴求的結果也落了空。

本…古裡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個沒有窗戶的地窖居住，不過他將大把時間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館，在那裡聽留聲機播放最新的阿拉伯歌曲。與此同時，一個本土耶路撒冷人，一個喜愛美麗和歡樂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個咖啡館聽著同樣的歌曲，並學著在他的魯特琴上彈奏它們。

烏得琴手：瓦希夫·賈瓦哈里耶

瓦希夫·賈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在還是孩子時便開始學習魯特琴——或曰“烏得琴”——並且很快便成為那個音樂至上的鎮子上最好的烏得琴演奏者，因此他得以與任何人接觸，不管是地位高的還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於1897年，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臘正教的地方官員的兒子，該地方官與耶路撒冷的大家族關係密切。不過瓦希夫因傾心於藝術而未能成為地方權貴。他曾跟著一個理髮師做學徒，不過很快便違背了他父母的意願，成為一個音樂家。他見證著所有的事情，知道每一個人：從耶路撒冷的顯貴、土耳其帕夏，到埃及歌女、抽菸抽得很厲害的音樂家，以及各式各樣的猶太女人。他在七歲時便開始寫日記，該日記成為耶路撒冷文學的一件瑰寶。＇2＇

當瓦希夫開始記日記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