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只有一個：因為有大片的國家土地需要這些牛去耕種，如果耕牛減少或體質減弱，都會直接影響國家的農業收成。

同時，國家還有專門人員“牧公馬牛”，遊牧於若干縣或更大的地區之間。《廄苑律》要求：“將牧公馬牛，馬牛死者，亟謁死所縣，縣亟診而入之”。即遊牧到哪裡，有牛馬死亡，便應及時向所在縣呈報，再由縣加以核驗後上繳。這種國家管理的遊牧生產方式，如在有許多私有土地的地區是不可能進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屬於國家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才能進行生產。

另外，專供統治者遊獵玩賞的國有苑囿園池，也佔有後人難以想象的廣大國土。《徭律》說：“縣所葆禁苑之傅山，遠山，其土惡不能雨，夏有壞者，勿稍補繕，至秋無雨時而以徭為之”。這種包含著遠近山嶺的禁苑，要興徭役予以修繕，可見其面積之廣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築園池。“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又復“廣其宮，規模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所營作的渭南上林苑，所佔面積已相當可觀，而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如果秦推行或承認土地私有制，那麼上述的離宮別館、苑囿園池就很難修築了，而秦始皇那種擴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說夢了。換句話說，只有在土地國有制的基礎上，上述之事才是現實和可能的。

第四卷宋、唐、隋。。。第一百四十三章兩千年前的公有制社會（下）

更新時間：2011…12…23

田律還規定：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作為肥料，不準採取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取幼獸、鳥卵和幼鳥，不準……毒殺魚鱉，不準設定捕捉鳥獸的陷阱和網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國家有資格管得如此之寬，清楚地說明，所有山澤、河川、林木、叢草及野生動物都屬國家所有，否則這些條令就毫無意義了。

總之，整部秦簡中非但沒有承認土地私有制的有關法律，甚至連私有土地的概念也不存在。因此《法律答問》中關於“盜徙封，贖耐”的律文，只能是宣佈國有土地制度和支配這些土地的授田制的不可侵犯，而不可能是在保護什麼私有土地。據上分析，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商鞅變法後秦國是土地國有制佔據了絕對支配的地位。

除了土地之外，很多地方，都表明了大秦是處於國有經濟體制下的。

如商鞅實行“壹山澤”政策，就是國家獨佔山澤之利，實行鹽鐵專賣，在各地設定鹽鐵官，控制其生產與流通領域。《秦律雜抄》中記載秦負責採礦、冶鐵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採鐵、左採鐵”，其官吏有“嗇夫、佐、曹長”等，可見規模不小。《史記·太史公自序》就說其祖司馬昌任過“秦主鐵官”。

商鞅主張國家嚴格管制糧食貿易，“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即商人不得進行糧食買賣。從上節國家土地所有制佔支配地位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意識到，其結果之一也就是要由國家全面把握糧食的生產與流通。秦對農民“收泰半之賦”，一般民眾是不會有多餘的糧食出售給商人。《倉律》所記：“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說明國家府庫糧食十分充裕，從而使政府完全控制這一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最重要物資。

商鞅還嚴禁僱傭制及其在運輸業諸方面的經營。“無得取庸”，“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效律》也規定：“上即發委輸，百姓或之縣僦及移輸者，以律論之”。僱傭與運輸可以視之為私營工商業生存的基本條件，這些方面被扼死了，就無*常運作了。同時，政府還嚴格苛求甚至加重其勞役負擔。商鞅規定：“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童者必當名”。《司空律》對一般以勞役抵償債務而僱傭他人來代役的要求，只要年齡相當，都予允許。唯獨私營工商業者不得僱他人代役，“作務及賈而負債者，不得代”。可以說政府對私營工商業者特別歧視。

商鞅主張“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由此來阻止私營飲食業、釀酒業的發展。《田律》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嗇夫、部佐謹禁御之，有不從令者有罪”。在這樣嚴厲壓抑私營工商業的政策之下，可以說秦國的私營工商業是不可能得到多少發展的。

所以，當戰國之際，東方諸國隨著工商業蓬勃發展，出現了許多星羅棋佈的商業都會，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