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甘羅為故丞相甘茂之孫，如田宅為私有，何須朝廷復賜之，可見甘茂被讒害出奔外國，其田宅遂為國家收回。可以說，商鞅實行的田制改革，其實質就是土地國有化，而並非私有化。

《秦簡徭律》說：禁苑“其近田恐獸及馬牛出食稼者，縣嗇夫材興有田其旁者，無貴賤，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繕之，不得為徭。”秦既按官爵等級分配田宅，而農民則予授田，那麼“有田其旁者”中既有“貴賤”之分，自然也就有“田少多”之別了。許多人將此條律文作為秦存在私有土地的證據，其論證是不嚴謹的。

《商君書·境內》規定：軍士“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益田一頃，乃授田之數。就是說有軍功計程車卒，可得加倍授田，並派給無爵平民“庶子”一人前去助耕。這樣的軍功田，肯定也要“身死田收”。《秦律雜抄》規定：“戰死事不出，論其後”。只有父親為國戰死，兒子才能承　受＇TXT小說下載：www。87book。com＇其父的軍功爵田。如果“又後察不死，奪後爵，除伍人；不死者歸，以為隸臣”。可見子承父爵是被嚴格控制的，對違反者的懲罰是極其嚴厲的，甚至要降為奴隸。也說明父親的軍功爵田，不是兒子可以隨便世襲的，它依然是國有土地。

秦簡中沒有一條允許土地買賣和世襲的律文，就可以說明國家是不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封診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裡士伍甲的家產，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其後一一詳記，細緻到“牡犬一”之類私產，然而其中就是沒有土地一項，即是最好的證明。所以將軍王翦不可能用買賣的辦法去獲取土地，而只能乘征戰前夕向秦王請求賜予土地，並“請田宅以為子孫業”。即要求允許被賜土地世襲的特權，卻還是被秦王婉言拒絕。

什麼是明君，這就是明君，歷史上的嬴政，可以說是偉大的。什麼康乾盛事，十全老人，都是扯蛋。

秦統一前後，經常大批強制遷徙豪富和民眾，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此類記載絕非個別現象，更可以有力地證明，秦國沒有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國家可以任意遷徙人民。否則就很難設想，國家可以如此頻繁且大規模地遷徙豪富與民眾。

商鞅變法的“制轅田”措施，實際上已有國家授田的性質。而秦國普遍實行授田制，可以從秦簡中窺見一斑。《田律》規定：“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法律答問》說：“部佐匿諸民田，諸民弗知，當論不當？部佐為匿田，且何為？已租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為匿田”。在當時國家對土地租稅合一的情況下，所謂“租諸民”，亦應即是授田與民，而收取租賦之意。其“部佐”，乃鄉部之佐，漢代稱“鄉佐”。《續漢書·百官志》雲：“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即當時所謂“斗食之秩”的鄉村小吏。國家讓如此基層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權，便可清楚說明授田制的普遍程度。而授田制的普遍實行，又無可爭辯地證實了國家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袁林說：“戰國，特別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基本田製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續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

田律規定：莊稼生長後下了及時雨，和穀物抽穗，縣裡負責農業的官吏應及時向朝廷書面報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積，及已開墾而還沒有耕種的土地頃數。如遇旱災、暴風雨、澇災、蝗蟲，及其他自然災害也都要詳細向朝廷書面報告。前述禁苑周圍要求縣令安排人力修繕圍牆，以防牛馬出來糟蹋莊稼等等。都說明如果不是國家土地所有制佔支配地位，朝廷就不會對基層官吏作出這樣細緻的農業管理方面的法律約束。

秦不但將大部分土地授給農民耕種，同時還有相當部分土地由國家奴隸直接耕種。《倉律》規定：“隸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至九月盡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農忙季節，故每人口糧增加半石。倉律還詳細規定了每畝地種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管倉庫的官吏侵吞種糧，也防止奴隸浪費或食用種糧，說明奴隸直接耕種國家土地的情況也絕不在少數。

據《廄苑律》可以看到，國家還有著許多面積廣大的直屬牧場：太廄、中廄、宮廄等。飼養著大批公家的牛馬，其中包含著相當數量的耕牛。“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進行耕牛評比，成績優秀的有獎賞，成績低劣的要處罰，甚至用牛耕田，牛的腰圍減瘦了，每減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國家為什麼如此重視保護耕牛，其答